第5节
第六章 何处是天下之中——统一王朝都城转移的原因
在秦统一以后的2000多年中，五大统一王朝的都城，即经历了重建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迭为都城的转移过程。隋唐以前，西安和洛阳为统一王朝都城所在，二地交相成为首都。北宋以后，首先在靠近江淮地区的开封定都，最后作长距离跳跃，定都于华北平原最北部的北京，中间长江流域的南京又作过几十年的国都。
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具有几百年建都历史的古都衰落，失去统一王朝都城的尊贵地位？又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原本不是最重要的城市，一跃而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导致都城转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据司马迁《史纪·周本纪》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经营洛邑，赞美这里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是帝王建都最理想的地方。居天下中心，让全国各地来京师进贡纳赋的里程大致相等，并便于都城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确是历代开国君主选择都城时考虑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天下之中，常会随着国家疆域的变化而变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即使居于天下之中，如果群山耸立，平地很少，交通不便，也不可能被选为都城。因此，“居中”还是“不居中”，都是相对而言，并不容易确定。在五大古都中，只有洛阳、开封稍为居中一点，北京、南京、西安都不居中。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五大古都变迁的轨迹，可以看到，西安、洛阳、开封三个古都成横线排列在我国中部，恰好都在渭河一黄河南岸，是古代中原的腹心地区，而北京、南京两个古都则成纵线，排列在我国东部，位于古代中原的边缘。如果以时代加以区分，位于中原腹心的三个古都建都时间在北宋以前，相当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位于中原边缘的北京、南京建都在元明清，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五大古都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有趣排列，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
古代的都城是全国政治中枢和最大的军事堡垒，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其家属、臣僚、军队、奴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服务人员的居住地，居住首都的贵族、官僚、富商和形形色色的大财主一般说来都超过其他城市。出于充实都城的需要，统治者往往通过移民等措施，将首都建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首都一般也是全国最大的粮食和日用品消费地。而且，都城人口的大多数不是农民、手工业工人等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员，而是大量生活品的消费者。换言之，都城的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都依赖外地的供应。在现代交通工具使用以前，长距离运输大批货物往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花费很多的时间。今天自北京乘飞机到杭州不过两个小时，乘火车也只要20个小时，而古代利用当时最便捷的船只走大运河，也要二三十天。因此，古代的都城，一般都设在经济发达或靠近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以便比较方便地取得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
西安、洛阳、开封三个早期古都都位于黄河流域，并非是偶然的巧合。远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平原广大、土质疏松。在当时使用木制或石制生产工具的状况下，开发北方无疑比开发多山并且沼泽沮洳[juru巨入]、丛林密布的南方要容易得多。因此，虽然南方、北方都有不少具有较高水平的古文化遗址发现，证明我国文明发源地并非仅仅集中在黄河流域，但是，只有易于较早开发并且地势低平的华北平原，最早由一个个面积较小的文明点发展为大面积的文明区。因此，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王朝都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并以此为基本统治区域。此后直至隋唐的漫长岁月中，黄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
早在战国时代，今天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就被苏秦誉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占天下人口1/3，但财富占天下6/10。洛阳所在的伊洛盆地也很富裕，由于贴近华北平原，交通便利，还可就近取得黄河中下游其他地区的粮食和物产。因此，在秦统一以后直至唐朝灭亡以前这段漫长的时间中，统一王朝的都城一直在西安和洛阳二地打转转。不过，就定都时间看，还是定都西安的时间较长，洛阳担任都城只是这一过程中间的200余年。
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唐以前北方地区经常存在着关中和关东两大区域利益集团。秦、西汉、隋、唐的开国君主无不是以关中为基地，征服关中，统一天下的。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农业条件居西北之冠，周围山环水绕，易守难攻，但又独开东面便于逐鹿中原。因此，定都于此，便拥有制服关东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地理上的优势。
除此之外，西安面对中国的西北方向，经过河西走廊便进入西域地区，翻过黄土高原即进入蒙古大草原地带，西面不远又与青藏高原毗邻。定都西安、洛阳的时期，正是来自蒙古的游牧民族参加中原逐鹿的时期，秦汉的匈奴，隋唐的突厥、黠戛斯、薛延陀、吐蕃等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的武装力量进入中原，分别由北面和西面指向关中平原。此外，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以今西安为起点，是当时我国主要对外交通线。汉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统一王朝积极向外开拓，在军事、外交、国际贸易上都十分活跃主动，西安的地理位置显然便于汉唐王朝开展上述活动。
洛阳在西安以东几百公里，北临黄河，是一个小盆地，三面丘陵，地理位置较西安更为适中，水陆交通更为方便。但是，它位于关东和关中两大利益集团的结合部，素称四战之地，周围低矮的丘陵不足以作为长期抵御的凭借。而且，盆地面积较小，农业资源无法与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相比。另外，离各游牧民族政权所在地区和丝绸之路较远，有鞭长莫及之感，也不便于开疆拓土和开展外交和国际贸易活动。
在西汉时代，洛阳的地位是无法与都城长安相比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一反旧制，定都洛阳，为的是经过两汉之际的战争破坏，长安宫室荡然，生灵涂炭，难以迅速修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刘秀主要是凭借着关东地区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夺取天下的，他和他的主要将领出生于关东的南阳和河北地区，定都洛阳，靠近他们的故乡，并可以凭借关东实力去控制关中。西晋王朝是三国曹魏政权的沿袭和发展，都城因袭不变，仍定都洛阳。此外，西晋初年蜀国已经消灭，但吴国仍占据长江中下游。洛阳较西安靠近江淮地区，定都洛阳也便于统一天下。
隋唐以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屡遭战乱，关中生产条件有所恶化。如汉代灌溉田地四万余顷的郑国渠、白渠系统，唐永徽中灌溉面积只剩万项。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消费欲望增大，政府机构膨胀，官员及家属人数大增，对关中以外地区粮食与物资依赖加重。因此，每年都需要把大量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运运到长安。但是，黄河三门峡自古以水急礁多不便行船闻名天下，此外渭河含沙量很大也不利于航行，大大限制了漕粮运输的规模。为此，隋唐不得不把交通便利，特别是水运四通八达的洛阳建为东都。隋炀帝将都城迁到洛阳，唐高宗、武则天经常率领文武百官前往洛阳，唐高宗一住就是一年以上，武则天几乎就是住在洛阳。唐高宗和武则天居住洛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就地消费来自南方和关东的漕粮和物资，史称皇帝“就食”，这就预兆着西安作为统一王朝都城的历史即将告终。
唐中叶以后，北方战乱时间较长，人口大量减少，经济日益萧条。而秦岭一淮河以南地区，除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江淮地区有时受南北战争影响之外，其余广大地区都比较安宁，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反而由于大批掌握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北方人民避乱迁入而大大加快。唐后期南方已成为我国粮食和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地区，加上北方藩镇割据，粮食和赋税都不上交中央，中央政府的漕粮和财政收入不得不依赖南方。此外，唐中叶以后丝绸之路中断，海上交通成为主要对外交通方式，位于内蒙古东南部的契丹族兴起，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使西安失去昔日便于开展外交、军事和国际贸易活动的优势。上述这些变化，使西安难以继续担任全国政治中心。开封居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比较靠近江淮地区，由于这一交通优势，唐后期以后地位日益上升，终于取代西安和洛阳，成为统一王朝都城。
不过，开封周围没有山河之险，又是历史上战争很多的四战之地，不容易防守，因此北宋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本人对建都开封并不满意，他心目中的建都之地仍是自古帝王都选作都城的长安和洛阳，几次有往西迁都之意。他之所以最终没有迁都，原因在于开封可以就近得到江淮的漕粮和物资，这是定都长安和洛阳所不及的。大将李怀忠劝赵匡胤不要迁都，所说的就是这一番道理。他说：“开封有汴渠(即大运河)之便，每年可运江淮粮食数百万斛(十斗为一斛)，京师兵将几十万人都要吃江淮粮食，您居住洛阳，到哪里去取江淮的粮食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
依赖江淮粮食的岂止军队，就连开封的一般民众也不例外。由于离江淮较近，运送漕粮方便，北宋成为我国古代运输漕粮数额最多的朝代，其中相当一部分自然是供应给开封民众。将开封和漕粮与物资主要来源地的长江下游联接起来的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动脉、国家的生命线。
综上所述，统一王朝都城自长安、洛阳东移开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是隋唐以来天子离开长安到洛阳就食的继续和发展，着眼点都是为了比较方便地取得漕粮和消费物资。如果从政治上看，都城东迁也有重大的意义。自唐后期五代起，南方成为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但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北方为五代，虽然朝代更换频繁，仍大体上统一在一个皇帝的旗帜下；十国中，九国位于南方，只有一国(北汉)在北方的今山西省境内。因此，所谓分裂局面，主要是指南方地区实行割据。将首都放在靠近江淮的开封，也便于控制作为国家经济重心所在又容易闹分裂的南方地区。
元朝以后，北京代替开封担任统一王朝的首都，可以说主要是在民族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
元朝和清朝都是我国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建立的朝代，元朝是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创建，清朝建立者是来自东北白山黑水的半狩猎半农耕的女真族。它们原先生活的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社会发展程度低，主要是受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才步步南下入主中原的。因此，当他们占领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的华北平原以后，自然要着力经营，将其建成进一步南下的基地。另一方面，清初的首都沈阳、元朝原先的都城上都开平府，离中原地区都差不多有千里之遥，并且交通不便，不利于就近统治汉族地区。北京是他们在汉族地区夺取的第一座最重要的城市，又是华北平原北部重镇，将北京作为首都，便于控制华北并夺取全中国。历史上，元、清二朝都是先取北京，再取华北，在定都北京以后统一全中国的。
对于这些民族的统治者来说，在北京建立首都，还有在长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建都所没有的好处。首先，这些来自温带地区的民族，初进中原时不容易适应那里炎热的夏季气温，而北京位置偏北，夏季要比中原腹地凉爽，最热月平均温度要低2c甚至4c—5c。五代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年底，契丹军队占领开封，但在第二年的三四月间便匆匆忙忙班师回北，除了汉族人民的反抗外，“南方暑湿，上国之人不能居也”(《资治通鉴》卷二八六)也是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北京的夏季气温要容易适应一些。北京靠近塞外草原和高原，也便于统治者就近去避暑。其次，北京贴近他们的故乡，便于保持与故乡的联系，以便保留一条退路。当时蒙古族、女真族人口并不多，一般只有几十万人，这些民族的统治者君临几千万乃至几亿人口的汉族人民之上，难免要产生一种潜在的恐惧感。在贴近本民族生活的地区建都，平时可以获得一种心理的安全感，一旦保不住在汉族地区的统治时，还可以迅速逃归故乡。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便是在北京陷落前夕，带领后妃、太子、部分大臣逃归蒙古高原的。
就连明成祖迁都北京，也与民族斗争的背景分不开。元顺帝退回蒙古高原后，仍拥有相当实力，继续称大元皇帝，气焰犹盛，对新兴的明朝构成巨大威胁。明成祖在即位以前是驻守北京负责保卫北部边防的藩王，对此有深刻印象。因此，他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不仅以天子坐镇边疆，还多次率重兵深入蒙古草原纵深地带，消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威胁明朝。此外，北京是成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政治上比较可靠，选此为都也比较安全。
不过，作为统一王朝的首都，北京并不是理想的选择。首先，它偏在中原边缘地带，与四川盆地、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南方地区相距遥远自不必说，即使与北方的昔日政治中心所在地区也有相当的里程，这在古代交通状况不便的情况下不利于控制全国。何况北京所在地区物质基础有限，没有能力满足统治阶级和大量非生产人口的消费需要，漕粮和物资仍主要依赖长江流域，靠京杭大运河长途运输，极大地加重了人民负担。其次，北京与强悍的周边民族为邻，建都于此等于天子守边境，首都作要塞。北京虽然西、北两边有燕山可资防守，但东、南两面是大平原，无险可依，周边民族的骑兵一旦突破燕山和长城防线，即进入坦荡的大平原，数小时即可兵抵京郊。如果中原王朝国家力量强盛、周边民族政权力量衰微时，北京的安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国家力量衰微或者处于动乱之中而周边民族政权力量强大时，要保证首都的安全就相当困难。明中期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曾数度突破长城，兵临京郊，甚至明英宗也沦为俘虏；明末清朝军队进入山海关不久即攻占北京，便是证明。
南京位于富饶的长江下游，所在地区经济发达，交通方便。市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易于防守，并较其他长江下游的城市离华北最近，向为南方割据政权的主要建都之地。不过，与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相比，南京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南一些，建都南京有利于南方开发，但却不便于控制始终作为中国政治漩涡的华北，也不便于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因此，明代以前，南京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作用的时期，基本上是在中国处于战乱纷纷，陷于分裂的特殊年代，一旦全国统一，“金陵王气黯然收”，“玉树歌残王气终”，南京在全国政治中的地位便大为降低。
公元1365年，朱元璋率领红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以后，朱元璋以南京为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西征北伐，统一长江中下游，最后统一全中国。南京之所以被朱元璋选为明朝首都，首先因为这里是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他在此经营多年，建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开国后容易稳住局势。其次，南京位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定都南京，不需长途运输，就可轻而易举地解决都城的粮食和消费品供应。由于南京存在着地理位置过于偏南的缺陷，朱元璋即位之初曾到中原地区视察，打算在传统的建都城点选择一个“临中夏，御夷狄”的首都。但他发现，经元末战争后，中原经济残破，人口稀少，有的城市已成空城，才决心定都南京，以便于解决军队粮食供应问题。朱元璋择都的出发点与北宋赵匡胤相同，首先考虑的还是如何方便地取得都城军民必不可少的粮食和消费品。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南京开始以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出现在中国。
透过五大都城变迁的曲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对每个统一王朝都是至关重要的。各王朝在选择国都时，既有经济上、政治上的考虑，也有军事上和地理位置上的选择，主要侧重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要求位于或者接近经济发达地区，以就近取得粮食和生活消费品。如果不能位于或者接近经济发达地区，至少也要有比较便利的交通路线将都城与之联接起来，以便通过长途运输解决供给问题。
第二，要求位于或者接近赖以起家的根据地，以便较快巩固政权，并依靠都城所在地区去控制其他区域。对进入中原建立统一王朝的周边民族来说，择都的主要要求是靠近本民族区域，以便保持与本民族区域的紧密联系，并将都城建成继续南下统一全国的基地。此外，也便于适应那里的气候。
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对于上述两方面的轻重缓急安排有所不同，视每一时期的主要矛盾而定。一般说来，周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较为注重第二方面，将都城定在靠近本民族区域的北京。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则较为注重第一方面，谋求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保持一致。只有明代永乐以后比较特别，反映了明成祖以自己根据地定都和当时民族斗争尖锐的事实。
第七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选址
都城是统治者控制全国，发号施令的地方，都城的安危对全国政局的安定与否关系至大。都城人口众多，一般说来它既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因而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此外，都城也是统治者生活享乐和保持无上权威的所在。因此，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对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和布局都极为重视，往往要经过再三的权衡和周密的规划。
统一王朝选择首都时所考虑的主要条件，也是分裂王朝和边疆区域性政权择都时必须要加以考虑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以中国南部作为势力范围的割据政权皆定都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和杭州，就是因为它们具有许多地理优势。长江下游为南方开发较早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地区，定都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漕粮和其他消费品供应问题。这里的世族豪强向来在南方地区具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失去他们的支持便难以在南方立国。孙权定都武昌不久又迁回建业，原因便是江东大族反对迁都。南京钟山龙盘，石头山虎踞，又可借滔滔长江阻挡北方军队南下。杭州更是前有长江，后有吴淞江，有重江之险。南京、杭州虽未据南方中心，但与南方的其他区域交通来往十分方便。而且，自南京北渡长江以后，不久即可进入华北平原，也便于北伐。可以说，如果要割据南方，长江下游地区无疑是最好的建都区域。
总的说来，古代一般都是根据以下几项要素，来确定建都地址的：第一，地面要平坦开阔。都城为全国第一大城市，没有开阔的原野是不行的。只有建筑在比较平坦开阔的地方，才便于都城的布局和发展，也才有比较方便的交通系统和发达的农业生产。因此，我国古代的著名都城，特别是统一王朝的五大都城，无不位于平原上。甚至疆域面积较小的区域性政权的都城，差不多也都位于境内较大的平原上。例如，山西境内的太原、大同、临汾，便都是在地势比较平坦的盆地内，四川的成都更是居于全省主要平原的腹地。只有少数都城建在崇山峻岭之中，但这并不是统治者乐意选择这种地形建都，而是境内地形都是如此，平地较少，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即使这样，这种都城仍是建在境内地势稍平的地方，例如河谷。
就同一都城而言，地面状况的变化也会引起城址的变化。西汉和隋唐的都城长安都在今西安市，但两城城址不同，变迁的原因就是隋唐要寻找较为开阔的城址。汉长安城在龙首原北原，北临渭河。汉代以后由于渭河向南摆动，侵蚀北原，北原面积缩小。因此，隋建大兴城时，把城址选在平原面积较大、便于都城发展的龙首原南原。
第二，水源要充足。都城人口稠密，需要大量的生活用水。帝王将相的宫殿园囿、沟渠池塘，需要涓涓的绿水加以美化点缀。近水择址，也可为灌溉和航运提供方便。因此，水源对城址的选择有很大影响。由于水源的原因，我国的古都无不是设在大江大河旁边。西北干旱地区河流较少，但古都也都是在水源较为丰富的绿洲上。此外，水源的变迁往往直接导致都城城址的迁移。元朝兴建大都，不取金中都城旧址而选择在它的东北郊建城，原因就是金中都城所依赖的水源——莲花池水系已不能满足新首都的要求，不得不移动城址，以使用新的水源——高梁河水系。
第三，交通要通畅。要将统治者的命令迅速送达全国各地，来自全国的信息较快地反馈到都城，东西南北的物资尽快地输送到都城，都离不开优越的交通条件，首先是良好的地理位置。战国时，秦国的三个都城雍、栎阳和咸阳，都排列在渭河北岸，主要是因为渭河之北有一条平坦的东西大道，可以直通到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晋国。虽然渭南也有一条道路，但却不如渭北的重要。北京在古代之所以发展为华北北部最大的城市和著名古都，原因之一就是位于中原北部通往东北、蒙古高原和山西高原几条道路的连接点，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在古代，利用河流进行水上运输是最为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但不少都城周围缺少可供航行的河流。为此，朝廷往往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开挖运河，以弥补天然运力的不足。因此，战国魏惠王迁都大梁的第二年，就开挖鸿沟，沟通黄河和淮河间的主要水道。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一年，便开通济渠和大运河，使船只可在洛阳下水，入黄河和淮河，直下江南。
第四，周围要山环水绕，便于防守。为了确保都城的安全，不至于轻而易举就被敌人攻占，历代王朝都要求都城所在区域是险要之地，今西安之所以成为古代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其所在的关中区域山环水绕，易守难攻显然是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都城的四周最好也有险可依，以资最后的抵抗。建于西安附近的古都，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汉、北朝、隋、唐的长安，城址都没有越过灞水，原因是要“临河以为渊”。因为这些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东部，南北流向的灞河无疑是一道天然屏障。隋朝营建的东都洛阳，南望伊阙，北据邙山，东临瀍[chan潺]水，西接涧河，洛水中贯，显然在选址时已考虑到防御的需要。
如果不具备山环水绕的地理形胜，便只好在都城周围屯驻重兵，借助于血肉长城，由此就要大大加重都城对外地粮食和物资的需求程度。北宋初太祖之所以打算迁都洛阳或长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东周)、汉(西汉和东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他担心定都开封，屯驻重兵，必然要大大加重人民运输漕粮的负担，“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dan单〕(意思是用尽)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
第五，所在区域经济要发达。都城既然是全国人口最多的都市，消耗巨量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而古代长途运输又是如此不便，如果都城所在地区经济发达，就可以减少对外地的依赖程度。因此，古代都城的所在地往往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上节已经指出，唐中叶以前，我国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所以统一王朝的都城设在长安和洛阳，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迫使都城向东向南移，先是迁到靠近江淮的开封，然后干脆迁到位于江南的南京。就全国总的经济格局而言，都城需要位于或靠近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次一级的区域来说，都城所在地也应该是区域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战国时，秦国把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主要因为栎阳所在区域多盐碱泽卤地，没有经过长期的开发改造，经济落后，而咸阳一带人口稠密，开发早，终南山物产丰富，取之不尽。元明清的都城北京虽然已不是经济重心地区，但所在地也是北方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
第六，山川要秀丽，景色宜人。古代帝王在志得意满，饮甘餍饫[yanyu厌玉]之余，还要纵情于声色犬马，田猎游乐。他们不仅在城内修建了大量的宫殿楼阁、沟渠池塘，还在城外大造离宫别馆、禁园御苑。古今闻名的游览胜地西安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和杭州的西湖、北京的西郊，当年都是帝王纵情游乐的地方。由于这一原因，历代统治者在选择都城地址时，往往也要求都城及其附近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明朝人谢肇淛在《五杂俎[zu祖]》一书中分析南宋高宗定都杭州的原因，甚至说：“高宗之都临安，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即西湖周围的秀山丽水是促使高宗定都杭州的主要原因。
都城选址时，除了要考虑上述自然条件，往往还要取决于占卜的结果。古人认为在宇宙间存在着无所不能的主宰力量，选择都城这种重大事情，必须征询上天的意见。西周修建洛邑之前，首先进行“卜宅”，即通过占卜确定在此建都是否吉利，占卜大吉，才能确定城址并正式动工。隋代在龙首原建都城，事先也经过占卜。新都开工前，隋文帝发布诏令说：“现在居住在此，只是权宜之计，既没用筮〔shi适〕草或龟甲占过卦，也没对过天象，因此不能建为首都。而龙首原山川秀丽，万物生长茂盛，经过占卜，适宜建都。”(《隋书·高祖上》)
就像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要选择各方面都十分理想的都城同样也是不可能的。不仅统一王朝的五大都城如此，杭州、安阳、成都等区域性政权的都城也同样如此。因此，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和迫切需要确定都城地址。此外，都城的选址往往还要受历史继承性影响。
长期生活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的人，一般是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的，因为举家搬迁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一个王朝，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建都，或将都城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更非易事。这不仅是因为不容易选择到各方面较旧都城更适宜建都的城址，主要也因为建设一个新都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一个尚未巩固的新政权来说，这是一件影响民心向背的大事，不得不认真考虑。况且，旧都城经营多年，一般都建有华丽的宫殿和完善的生活设施以及发达的交通系统，可以现成利用。正由于这个原因，我国不少的古都长期延续，往往具有几百年的历史。
第八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布局
选择好城址，下一步就是按照一定的布局建设都城了。古代都城的布局，除了要遵循一般城市布局的规律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古代都城首先是政治中心，是帝王发布政令的地方，因此都城布局的核心思想，是要体现帝王的而权力和威严，确保帝王的安全，满足帝王奢华生活的需要。为此，历代都城的布局都破费心思。
在秦统一以后的2000多年中，五大统一王朝的都城，即经历了重建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迭为都城的转移过程。隋唐以前，西安和洛阳为统一王朝都城所在，二地交相成为首都。北宋以后，首先在靠近江淮地区的开封定都，最后作长距离跳跃，定都于华北平原最北部的北京，中间长江流域的南京又作过几十年的国都。
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具有几百年建都历史的古都衰落，失去统一王朝都城的尊贵地位？又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原本不是最重要的城市，一跃而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导致都城转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据司马迁《史纪·周本纪》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经营洛邑，赞美这里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是帝王建都最理想的地方。居天下中心，让全国各地来京师进贡纳赋的里程大致相等，并便于都城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确是历代开国君主选择都城时考虑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天下之中，常会随着国家疆域的变化而变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即使居于天下之中，如果群山耸立，平地很少，交通不便，也不可能被选为都城。因此，“居中”还是“不居中”，都是相对而言，并不容易确定。在五大古都中，只有洛阳、开封稍为居中一点，北京、南京、西安都不居中。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五大古都变迁的轨迹，可以看到，西安、洛阳、开封三个古都成横线排列在我国中部，恰好都在渭河一黄河南岸，是古代中原的腹心地区，而北京、南京两个古都则成纵线，排列在我国东部，位于古代中原的边缘。如果以时代加以区分，位于中原腹心的三个古都建都时间在北宋以前，相当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位于中原边缘的北京、南京建都在元明清，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五大古都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有趣排列，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
古代的都城是全国政治中枢和最大的军事堡垒，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其家属、臣僚、军队、奴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服务人员的居住地，居住首都的贵族、官僚、富商和形形色色的大财主一般说来都超过其他城市。出于充实都城的需要，统治者往往通过移民等措施，将首都建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首都一般也是全国最大的粮食和日用品消费地。而且，都城人口的大多数不是农民、手工业工人等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员，而是大量生活品的消费者。换言之，都城的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都依赖外地的供应。在现代交通工具使用以前，长距离运输大批货物往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花费很多的时间。今天自北京乘飞机到杭州不过两个小时，乘火车也只要20个小时，而古代利用当时最便捷的船只走大运河，也要二三十天。因此，古代的都城，一般都设在经济发达或靠近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以便比较方便地取得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
西安、洛阳、开封三个早期古都都位于黄河流域，并非是偶然的巧合。远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平原广大、土质疏松。在当时使用木制或石制生产工具的状况下，开发北方无疑比开发多山并且沼泽沮洳[juru巨入]、丛林密布的南方要容易得多。因此，虽然南方、北方都有不少具有较高水平的古文化遗址发现，证明我国文明发源地并非仅仅集中在黄河流域，但是，只有易于较早开发并且地势低平的华北平原，最早由一个个面积较小的文明点发展为大面积的文明区。因此，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王朝都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并以此为基本统治区域。此后直至隋唐的漫长岁月中，黄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
早在战国时代，今天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就被苏秦誉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占天下人口1/3，但财富占天下6/10。洛阳所在的伊洛盆地也很富裕，由于贴近华北平原，交通便利，还可就近取得黄河中下游其他地区的粮食和物产。因此，在秦统一以后直至唐朝灭亡以前这段漫长的时间中，统一王朝的都城一直在西安和洛阳二地打转转。不过，就定都时间看，还是定都西安的时间较长，洛阳担任都城只是这一过程中间的200余年。
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唐以前北方地区经常存在着关中和关东两大区域利益集团。秦、西汉、隋、唐的开国君主无不是以关中为基地，征服关中，统一天下的。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农业条件居西北之冠，周围山环水绕，易守难攻，但又独开东面便于逐鹿中原。因此，定都于此，便拥有制服关东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地理上的优势。
除此之外，西安面对中国的西北方向，经过河西走廊便进入西域地区，翻过黄土高原即进入蒙古大草原地带，西面不远又与青藏高原毗邻。定都西安、洛阳的时期，正是来自蒙古的游牧民族参加中原逐鹿的时期，秦汉的匈奴，隋唐的突厥、黠戛斯、薛延陀、吐蕃等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的武装力量进入中原，分别由北面和西面指向关中平原。此外，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以今西安为起点，是当时我国主要对外交通线。汉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统一王朝积极向外开拓，在军事、外交、国际贸易上都十分活跃主动，西安的地理位置显然便于汉唐王朝开展上述活动。
洛阳在西安以东几百公里，北临黄河，是一个小盆地，三面丘陵，地理位置较西安更为适中，水陆交通更为方便。但是，它位于关东和关中两大利益集团的结合部，素称四战之地，周围低矮的丘陵不足以作为长期抵御的凭借。而且，盆地面积较小，农业资源无法与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相比。另外，离各游牧民族政权所在地区和丝绸之路较远，有鞭长莫及之感，也不便于开疆拓土和开展外交和国际贸易活动。
在西汉时代，洛阳的地位是无法与都城长安相比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一反旧制，定都洛阳，为的是经过两汉之际的战争破坏，长安宫室荡然，生灵涂炭，难以迅速修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刘秀主要是凭借着关东地区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夺取天下的，他和他的主要将领出生于关东的南阳和河北地区，定都洛阳，靠近他们的故乡，并可以凭借关东实力去控制关中。西晋王朝是三国曹魏政权的沿袭和发展，都城因袭不变，仍定都洛阳。此外，西晋初年蜀国已经消灭，但吴国仍占据长江中下游。洛阳较西安靠近江淮地区，定都洛阳也便于统一天下。
隋唐以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屡遭战乱，关中生产条件有所恶化。如汉代灌溉田地四万余顷的郑国渠、白渠系统，唐永徽中灌溉面积只剩万项。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消费欲望增大，政府机构膨胀，官员及家属人数大增，对关中以外地区粮食与物资依赖加重。因此，每年都需要把大量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运运到长安。但是，黄河三门峡自古以水急礁多不便行船闻名天下，此外渭河含沙量很大也不利于航行，大大限制了漕粮运输的规模。为此，隋唐不得不把交通便利，特别是水运四通八达的洛阳建为东都。隋炀帝将都城迁到洛阳，唐高宗、武则天经常率领文武百官前往洛阳，唐高宗一住就是一年以上，武则天几乎就是住在洛阳。唐高宗和武则天居住洛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就地消费来自南方和关东的漕粮和物资，史称皇帝“就食”，这就预兆着西安作为统一王朝都城的历史即将告终。
唐中叶以后，北方战乱时间较长，人口大量减少，经济日益萧条。而秦岭一淮河以南地区，除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江淮地区有时受南北战争影响之外，其余广大地区都比较安宁，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反而由于大批掌握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北方人民避乱迁入而大大加快。唐后期南方已成为我国粮食和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地区，加上北方藩镇割据，粮食和赋税都不上交中央，中央政府的漕粮和财政收入不得不依赖南方。此外，唐中叶以后丝绸之路中断，海上交通成为主要对外交通方式，位于内蒙古东南部的契丹族兴起，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使西安失去昔日便于开展外交、军事和国际贸易活动的优势。上述这些变化，使西安难以继续担任全国政治中心。开封居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比较靠近江淮地区，由于这一交通优势，唐后期以后地位日益上升，终于取代西安和洛阳，成为统一王朝都城。
不过，开封周围没有山河之险，又是历史上战争很多的四战之地，不容易防守，因此北宋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本人对建都开封并不满意，他心目中的建都之地仍是自古帝王都选作都城的长安和洛阳，几次有往西迁都之意。他之所以最终没有迁都，原因在于开封可以就近得到江淮的漕粮和物资，这是定都长安和洛阳所不及的。大将李怀忠劝赵匡胤不要迁都，所说的就是这一番道理。他说：“开封有汴渠(即大运河)之便，每年可运江淮粮食数百万斛(十斗为一斛)，京师兵将几十万人都要吃江淮粮食，您居住洛阳，到哪里去取江淮的粮食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
依赖江淮粮食的岂止军队，就连开封的一般民众也不例外。由于离江淮较近，运送漕粮方便，北宋成为我国古代运输漕粮数额最多的朝代，其中相当一部分自然是供应给开封民众。将开封和漕粮与物资主要来源地的长江下游联接起来的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动脉、国家的生命线。
综上所述，统一王朝都城自长安、洛阳东移开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是隋唐以来天子离开长安到洛阳就食的继续和发展，着眼点都是为了比较方便地取得漕粮和消费物资。如果从政治上看，都城东迁也有重大的意义。自唐后期五代起，南方成为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但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北方为五代，虽然朝代更换频繁，仍大体上统一在一个皇帝的旗帜下；十国中，九国位于南方，只有一国(北汉)在北方的今山西省境内。因此，所谓分裂局面，主要是指南方地区实行割据。将首都放在靠近江淮的开封，也便于控制作为国家经济重心所在又容易闹分裂的南方地区。
元朝以后，北京代替开封担任统一王朝的首都，可以说主要是在民族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
元朝和清朝都是我国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建立的朝代，元朝是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创建，清朝建立者是来自东北白山黑水的半狩猎半农耕的女真族。它们原先生活的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社会发展程度低，主要是受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才步步南下入主中原的。因此，当他们占领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的华北平原以后，自然要着力经营，将其建成进一步南下的基地。另一方面，清初的首都沈阳、元朝原先的都城上都开平府，离中原地区都差不多有千里之遥，并且交通不便，不利于就近统治汉族地区。北京是他们在汉族地区夺取的第一座最重要的城市，又是华北平原北部重镇，将北京作为首都，便于控制华北并夺取全中国。历史上，元、清二朝都是先取北京，再取华北，在定都北京以后统一全中国的。
对于这些民族的统治者来说，在北京建立首都，还有在长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建都所没有的好处。首先，这些来自温带地区的民族，初进中原时不容易适应那里炎热的夏季气温，而北京位置偏北，夏季要比中原腹地凉爽，最热月平均温度要低2c甚至4c—5c。五代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年底，契丹军队占领开封，但在第二年的三四月间便匆匆忙忙班师回北，除了汉族人民的反抗外，“南方暑湿，上国之人不能居也”(《资治通鉴》卷二八六)也是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北京的夏季气温要容易适应一些。北京靠近塞外草原和高原，也便于统治者就近去避暑。其次，北京贴近他们的故乡，便于保持与故乡的联系，以便保留一条退路。当时蒙古族、女真族人口并不多，一般只有几十万人，这些民族的统治者君临几千万乃至几亿人口的汉族人民之上，难免要产生一种潜在的恐惧感。在贴近本民族生活的地区建都，平时可以获得一种心理的安全感，一旦保不住在汉族地区的统治时，还可以迅速逃归故乡。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便是在北京陷落前夕，带领后妃、太子、部分大臣逃归蒙古高原的。
就连明成祖迁都北京，也与民族斗争的背景分不开。元顺帝退回蒙古高原后，仍拥有相当实力，继续称大元皇帝，气焰犹盛，对新兴的明朝构成巨大威胁。明成祖在即位以前是驻守北京负责保卫北部边防的藩王，对此有深刻印象。因此，他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不仅以天子坐镇边疆，还多次率重兵深入蒙古草原纵深地带，消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威胁明朝。此外，北京是成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政治上比较可靠，选此为都也比较安全。
不过，作为统一王朝的首都，北京并不是理想的选择。首先，它偏在中原边缘地带，与四川盆地、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南方地区相距遥远自不必说，即使与北方的昔日政治中心所在地区也有相当的里程，这在古代交通状况不便的情况下不利于控制全国。何况北京所在地区物质基础有限，没有能力满足统治阶级和大量非生产人口的消费需要，漕粮和物资仍主要依赖长江流域，靠京杭大运河长途运输，极大地加重了人民负担。其次，北京与强悍的周边民族为邻，建都于此等于天子守边境，首都作要塞。北京虽然西、北两边有燕山可资防守，但东、南两面是大平原，无险可依，周边民族的骑兵一旦突破燕山和长城防线，即进入坦荡的大平原，数小时即可兵抵京郊。如果中原王朝国家力量强盛、周边民族政权力量衰微时，北京的安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国家力量衰微或者处于动乱之中而周边民族政权力量强大时，要保证首都的安全就相当困难。明中期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曾数度突破长城，兵临京郊，甚至明英宗也沦为俘虏；明末清朝军队进入山海关不久即攻占北京，便是证明。
南京位于富饶的长江下游，所在地区经济发达，交通方便。市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易于防守，并较其他长江下游的城市离华北最近，向为南方割据政权的主要建都之地。不过，与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相比，南京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南一些，建都南京有利于南方开发，但却不便于控制始终作为中国政治漩涡的华北，也不便于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因此，明代以前，南京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作用的时期，基本上是在中国处于战乱纷纷，陷于分裂的特殊年代，一旦全国统一，“金陵王气黯然收”，“玉树歌残王气终”，南京在全国政治中的地位便大为降低。
公元1365年，朱元璋率领红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以后，朱元璋以南京为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西征北伐，统一长江中下游，最后统一全中国。南京之所以被朱元璋选为明朝首都，首先因为这里是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他在此经营多年，建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开国后容易稳住局势。其次，南京位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定都南京，不需长途运输，就可轻而易举地解决都城的粮食和消费品供应。由于南京存在着地理位置过于偏南的缺陷，朱元璋即位之初曾到中原地区视察，打算在传统的建都城点选择一个“临中夏，御夷狄”的首都。但他发现，经元末战争后，中原经济残破，人口稀少，有的城市已成空城，才决心定都南京，以便于解决军队粮食供应问题。朱元璋择都的出发点与北宋赵匡胤相同，首先考虑的还是如何方便地取得都城军民必不可少的粮食和消费品。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南京开始以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出现在中国。
透过五大都城变迁的曲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对每个统一王朝都是至关重要的。各王朝在选择国都时，既有经济上、政治上的考虑，也有军事上和地理位置上的选择，主要侧重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要求位于或者接近经济发达地区，以就近取得粮食和生活消费品。如果不能位于或者接近经济发达地区，至少也要有比较便利的交通路线将都城与之联接起来，以便通过长途运输解决供给问题。
第二，要求位于或者接近赖以起家的根据地，以便较快巩固政权，并依靠都城所在地区去控制其他区域。对进入中原建立统一王朝的周边民族来说，择都的主要要求是靠近本民族区域，以便保持与本民族区域的紧密联系，并将都城建成继续南下统一全国的基地。此外，也便于适应那里的气候。
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对于上述两方面的轻重缓急安排有所不同，视每一时期的主要矛盾而定。一般说来，周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较为注重第二方面，将都城定在靠近本民族区域的北京。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则较为注重第一方面，谋求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保持一致。只有明代永乐以后比较特别，反映了明成祖以自己根据地定都和当时民族斗争尖锐的事实。
第七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选址
都城是统治者控制全国，发号施令的地方，都城的安危对全国政局的安定与否关系至大。都城人口众多，一般说来它既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因而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此外，都城也是统治者生活享乐和保持无上权威的所在。因此，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对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和布局都极为重视，往往要经过再三的权衡和周密的规划。
统一王朝选择首都时所考虑的主要条件，也是分裂王朝和边疆区域性政权择都时必须要加以考虑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以中国南部作为势力范围的割据政权皆定都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和杭州，就是因为它们具有许多地理优势。长江下游为南方开发较早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地区，定都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漕粮和其他消费品供应问题。这里的世族豪强向来在南方地区具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失去他们的支持便难以在南方立国。孙权定都武昌不久又迁回建业，原因便是江东大族反对迁都。南京钟山龙盘，石头山虎踞，又可借滔滔长江阻挡北方军队南下。杭州更是前有长江，后有吴淞江，有重江之险。南京、杭州虽未据南方中心，但与南方的其他区域交通来往十分方便。而且，自南京北渡长江以后，不久即可进入华北平原，也便于北伐。可以说，如果要割据南方，长江下游地区无疑是最好的建都区域。
总的说来，古代一般都是根据以下几项要素，来确定建都地址的：第一，地面要平坦开阔。都城为全国第一大城市，没有开阔的原野是不行的。只有建筑在比较平坦开阔的地方，才便于都城的布局和发展，也才有比较方便的交通系统和发达的农业生产。因此，我国古代的著名都城，特别是统一王朝的五大都城，无不位于平原上。甚至疆域面积较小的区域性政权的都城，差不多也都位于境内较大的平原上。例如，山西境内的太原、大同、临汾，便都是在地势比较平坦的盆地内，四川的成都更是居于全省主要平原的腹地。只有少数都城建在崇山峻岭之中，但这并不是统治者乐意选择这种地形建都，而是境内地形都是如此，平地较少，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即使这样，这种都城仍是建在境内地势稍平的地方，例如河谷。
就同一都城而言，地面状况的变化也会引起城址的变化。西汉和隋唐的都城长安都在今西安市，但两城城址不同，变迁的原因就是隋唐要寻找较为开阔的城址。汉长安城在龙首原北原，北临渭河。汉代以后由于渭河向南摆动，侵蚀北原，北原面积缩小。因此，隋建大兴城时，把城址选在平原面积较大、便于都城发展的龙首原南原。
第二，水源要充足。都城人口稠密，需要大量的生活用水。帝王将相的宫殿园囿、沟渠池塘，需要涓涓的绿水加以美化点缀。近水择址，也可为灌溉和航运提供方便。因此，水源对城址的选择有很大影响。由于水源的原因，我国的古都无不是设在大江大河旁边。西北干旱地区河流较少，但古都也都是在水源较为丰富的绿洲上。此外，水源的变迁往往直接导致都城城址的迁移。元朝兴建大都，不取金中都城旧址而选择在它的东北郊建城，原因就是金中都城所依赖的水源——莲花池水系已不能满足新首都的要求，不得不移动城址，以使用新的水源——高梁河水系。
第三，交通要通畅。要将统治者的命令迅速送达全国各地，来自全国的信息较快地反馈到都城，东西南北的物资尽快地输送到都城，都离不开优越的交通条件，首先是良好的地理位置。战国时，秦国的三个都城雍、栎阳和咸阳，都排列在渭河北岸，主要是因为渭河之北有一条平坦的东西大道，可以直通到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晋国。虽然渭南也有一条道路，但却不如渭北的重要。北京在古代之所以发展为华北北部最大的城市和著名古都，原因之一就是位于中原北部通往东北、蒙古高原和山西高原几条道路的连接点，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在古代，利用河流进行水上运输是最为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但不少都城周围缺少可供航行的河流。为此，朝廷往往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开挖运河，以弥补天然运力的不足。因此，战国魏惠王迁都大梁的第二年，就开挖鸿沟，沟通黄河和淮河间的主要水道。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一年，便开通济渠和大运河，使船只可在洛阳下水，入黄河和淮河，直下江南。
第四，周围要山环水绕，便于防守。为了确保都城的安全，不至于轻而易举就被敌人攻占，历代王朝都要求都城所在区域是险要之地，今西安之所以成为古代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其所在的关中区域山环水绕，易守难攻显然是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都城的四周最好也有险可依，以资最后的抵抗。建于西安附近的古都，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汉、北朝、隋、唐的长安，城址都没有越过灞水，原因是要“临河以为渊”。因为这些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东部，南北流向的灞河无疑是一道天然屏障。隋朝营建的东都洛阳，南望伊阙，北据邙山，东临瀍[chan潺]水，西接涧河，洛水中贯，显然在选址时已考虑到防御的需要。
如果不具备山环水绕的地理形胜，便只好在都城周围屯驻重兵，借助于血肉长城，由此就要大大加重都城对外地粮食和物资的需求程度。北宋初太祖之所以打算迁都洛阳或长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东周)、汉(西汉和东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他担心定都开封，屯驻重兵，必然要大大加重人民运输漕粮的负担，“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dan单〕(意思是用尽)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
第五，所在区域经济要发达。都城既然是全国人口最多的都市，消耗巨量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而古代长途运输又是如此不便，如果都城所在地区经济发达，就可以减少对外地的依赖程度。因此，古代都城的所在地往往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上节已经指出，唐中叶以前，我国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所以统一王朝的都城设在长安和洛阳，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迫使都城向东向南移，先是迁到靠近江淮的开封，然后干脆迁到位于江南的南京。就全国总的经济格局而言，都城需要位于或靠近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次一级的区域来说，都城所在地也应该是区域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战国时，秦国把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主要因为栎阳所在区域多盐碱泽卤地，没有经过长期的开发改造，经济落后，而咸阳一带人口稠密，开发早，终南山物产丰富，取之不尽。元明清的都城北京虽然已不是经济重心地区，但所在地也是北方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
第六，山川要秀丽，景色宜人。古代帝王在志得意满，饮甘餍饫[yanyu厌玉]之余，还要纵情于声色犬马，田猎游乐。他们不仅在城内修建了大量的宫殿楼阁、沟渠池塘，还在城外大造离宫别馆、禁园御苑。古今闻名的游览胜地西安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和杭州的西湖、北京的西郊，当年都是帝王纵情游乐的地方。由于这一原因，历代统治者在选择都城地址时，往往也要求都城及其附近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明朝人谢肇淛在《五杂俎[zu祖]》一书中分析南宋高宗定都杭州的原因，甚至说：“高宗之都临安，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即西湖周围的秀山丽水是促使高宗定都杭州的主要原因。
都城选址时，除了要考虑上述自然条件，往往还要取决于占卜的结果。古人认为在宇宙间存在着无所不能的主宰力量，选择都城这种重大事情，必须征询上天的意见。西周修建洛邑之前，首先进行“卜宅”，即通过占卜确定在此建都是否吉利，占卜大吉，才能确定城址并正式动工。隋代在龙首原建都城，事先也经过占卜。新都开工前，隋文帝发布诏令说：“现在居住在此，只是权宜之计，既没用筮〔shi适〕草或龟甲占过卦，也没对过天象，因此不能建为首都。而龙首原山川秀丽，万物生长茂盛，经过占卜，适宜建都。”(《隋书·高祖上》)
就像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要选择各方面都十分理想的都城同样也是不可能的。不仅统一王朝的五大都城如此，杭州、安阳、成都等区域性政权的都城也同样如此。因此，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和迫切需要确定都城地址。此外，都城的选址往往还要受历史继承性影响。
长期生活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的人，一般是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的，因为举家搬迁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一个王朝，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建都，或将都城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更非易事。这不仅是因为不容易选择到各方面较旧都城更适宜建都的城址，主要也因为建设一个新都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一个尚未巩固的新政权来说，这是一件影响民心向背的大事，不得不认真考虑。况且，旧都城经营多年，一般都建有华丽的宫殿和完善的生活设施以及发达的交通系统，可以现成利用。正由于这个原因，我国不少的古都长期延续，往往具有几百年的历史。
第八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布局
选择好城址，下一步就是按照一定的布局建设都城了。古代都城的布局，除了要遵循一般城市布局的规律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古代都城首先是政治中心，是帝王发布政令的地方，因此都城布局的核心思想，是要体现帝王的而权力和威严，确保帝王的安全，满足帝王奢华生活的需要。为此，历代都城的布局都破费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