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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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他笑了。冲着我。
  我仿佛看见八年前那个不到一米七的孩子,弯腰顿在我上铺,手捂着脑袋,皱着眉,向我难为情地笑。
  我猛然甩开他的手,硬撑着咧嘴笑起来,我说:“你丫小心别让资本家给剥削得吐血了!”
  我的笑声,做作得好像在演话剧。
  他没看我,而是迅速把脸转向墙脚儿:“那几个纸盒子里都是书,我去旧金山也用不上,先放你这儿吧!”
  “别,你都带走吧!姓林的是不是开车来接你?”
  他点点头。
  “那你都带走吧。”我拼命咧着嘴,我知道如我这般的演技,是连世界上最差的话剧团也不能容忍的,可我坚持着说,“你到哪儿离得了这些书?再说饭馆儿是多无聊的地方儿呀。赶紧的,呵呵,千万别留我这儿,又占地方又碍事。哈哈!”
  我一转身儿走出卧室,跟逃难似的。
  方莹正站在厨房门口儿探着头张望。
  我快步走出大门。
  我是得赶快,因为一不小心,让眼泪流出来了。
  (上部完)
  下部
  TZ的悲剧
  第十二章 硅谷打工族
  1
  其实工作的日子还真不错。
  早晨七点半听着闹钟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饭,上班下班吃晚饭,看电视上网睡觉,每天好像按同一路线行驶的班车,准点到站离站,司机加乘客就只有我一个,我吃饱了全家不饿,我睡着了没人醒着。这种日子实在清闲得不得了,如果不是每天要早起,那就跟做神仙差不多了。
  以前做学生时难得天天早起,倒是必定天天熬夜。理工科的留学生们都好像是夜行地动物,永远看不到晌午的太阳。虽说上学期也赶了几回早课,但一周不过两三节,而且下了课可以回家补觉。上班后一下子把作息时间调前三个多小时,这时差一时半会儿还真倒不过来。
  虽说硅谷时兴弹性工作制,有人干脆在家“远程工作”,可我上班的钟点儿一点儿自由都没有。早八晚五,绝无迟到的可能,谁让这份工作的性质就是帮着客户解决技术问题呢!客户遍布美加,地处东海岸的大有人在。那边儿比加州整整早了三个小时,您这儿八点上班,人那儿可都上午十一点了,您再晚到公司一小时,人家整整一上午都得干瞪眼。所以公司明文规定:弹性工作没问题,要来早来,干脆六点来(不过没说可以早走),晚于八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就为了多睡二十分钟,我尽量靠近公司找地方住。好在公司所在地区差不多是硅谷的“贫民区”,我于是借光儿找了一处便宜公寓,一室一厅每月九百八。您说九百八还不算贵?再加点儿就够两张北京旧金山的往返机票了。可2000年那会儿,随便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就一千二三,而且有钱还不一定能立刻住进去。所以像我这样仅仅花了一天功夫就找到一千块以下的一室一厅,而且离公司开车五分钟,运气真算是不错了。
  我住的公寓在一栋临街的两层小楼里。这座楼离远了看有点儿像北京建筑工地的工棚,不过里面条件肯定比工棚强。地毯有点儿旧,但算得上干净,也没什么怪味儿;厨房的炉具都是新换的,卫生间也挺整洁,墙上钉着一块大玻璃镜子,虽然人照着有点儿变形儿,可镜子顶上装着射灯,光线还挺柔和。卧室和客厅虽然有点儿嫌小,不过凉台的拉门和窗户都特宽大,一色的蓝天鹅绒窗帘儿,窗外有棵巨大的棕榈树,好像一把特大号的遮阳伞,大中午的一点儿阳光都透不进来,不过到了晚上,倒是能让马路对面的霓虹灯光钻进来一些,斑斑驳驳地洒在房顶,也算别有意境。
  我的街坊都是贫穷而快乐的墨西哥人。最典型的就属“房东”一家,一对儿黑黑胖胖的夫妇,养着五个孩子。每天房门大开,屋里叮叮咚咚放着快乐的墨西哥民歌,女主人有时还亮开嗓子跟着唱两句。这对夫妇虽被房客们称为“房东”,其实也只不过是被房产公司请来管理房子的人,帮着处理租房的事宜,再做做维修保养,自家的房费就得以免除。平时丈夫出去做些零活儿,老婆则在傍晚到超市去打工,一个月千把块的零花钱,不愁吃喝也不打算给孩子们攒学费——根本没指望他们以后能上大学,所以每天欢歌笑语的也很是快乐。
  在他们眼里,我是实实在在的有钱人——这年头儿,硅谷里哪个做工程师的是穷人?黑壮的男主人就曾经问过我,干嘛不买辆新车?我耸耸肩说没钱,他大笑,拍着自己胸脯说没钱的在这里!然后探着头侧目:你在电脑公司上班?也该是百万富翁吧?这回就轮到我大笑。我说我要是百万富翁还住您这儿啊?他也摸着后脑勺儿傻笑着说:那是因为你刚开始做,过不了几年就成百万富翁了,以前来过好几个你这样的,不久就搬走了。
  不过要想成为百万富翁,只靠我的工资,就算不吃不喝,也要攒个二三十年。
  说到工资,犹太老板真是狡猾,上班第一天,把我拉进办公室,信誓旦旦地把屋门关严实了,先耐心地给我讲了N个小公司股票上市,连女秘书都一夜住进超级豪宅的故事,然后呢,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张纸来,在上面写了个公式,我一看就明白了——我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五万五的年薪,加上面值一万元的股票。
  老家伙笑眯眯地说:这是特殊的待遇,公司在没上市之前,对原始股的分配很慎重的,许多老资格的员工也未必能每年拿到一万股。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湾区有志工程师”白立宏的样子——他在日本小馆儿里拼命摇着头说:连生物公司都跌了,我们这生物器械公司,还能在这时候上市啊?不行了不行不行不行……。
  我笑了笑没说话。是不是六万五已无所谓,原始股是不是废纸也无所谓。只要工资足够我交房租吃饱饭,然后每月再给爹妈寄两百美元就成。我现在是孤家寡人,没负担没拖累没野心,多少钱工资也没啥所谓。好在我爹妈野心也不大。我告诉他们我已光荣走上工作岗位,一年工资合四十多万人民币,他们也就心满意足,把失去了一个博士儿子的损失忘到脑后了。
  当然公司的其他员工还是蛮把股票当回事的,尤其是我的部门经理——一个圆脑袋圆眼睛鹰钩鼻子,长得巨像夜猫子的印度人——总拿股票来激励我们的斗志,简直把我们当成追着胡萝卜跑路的驴了。
  还有公司前台的胖菲律宾女秘书,也一天到晚把股市行情当天气预报报导。白立宏最看不起她,说她能有几股啊,她若靠股票发财了,我们全都成了亿万富翁了。其实白立宏也是为着股票才到这家公司来的,只不过他比较务实,也比较悲观,最近的行情已经快让他绝望了。
  也难怪他会绝望。我上班不到一个星期,股市又震动了一下子,生物股更是一路狂跌。全公司的人都耷拉着脸。前台的菲律宾胖秘书连着叫了几天的破产,进而开始抱怨工资低,甚至还满公司地发牢骚,说老板和经理们年薪都有六位数,哪儿知道柴米油盐贵。结果从第二天起她就再没来上班儿,临时换了个行政秘书接电话,过了几天又来了个新秘书,是个身材娇小不声不响的印度小女人,据白立宏说那是“夜猫子”的小姨子。看来美国人的公司也难免有阶级斗争,好在我刚来不久,在战略上一时半会儿还起不到关键作用,而且我的工作还没全适应,所以尚有良好的理由离是非远一点儿。
  说起我的本职工作,头几天还真有点儿让我发怵。产品说明书摆了一桌子,抽屉里还藏着英汉科技大字典。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前台秘书一叫有电话,我心里就紧张得好像参加英语听力考试,生怕听见几个不懂的词儿,可越怕还越是躲不开,碰上了自己先乱了阵脚,舌头好像突然变了尺寸,跟嘴巴牙齿都不配套。再遇上不耐烦的客户,连立刻丢了电话跟老板辞职的心都有。好在公司的产品并不复杂,我回家狠命地大声朗诵了十遍说明书,第二天上班就自如了很多。看来舌头果然是人身上最灵活的一块肌肉,这话以前不知听谁说过,乍听有点儿别扭,现在觉得挺有道理。
  又过了两个礼拜,本职工作已经不在话下,我渐渐在上班时也开发出空余时间。特别是下午三点一过,客户电话逐渐减少,犹太老板也回家了,“夜猫子”自然也随即消失,工程师们大放羊,有的四下里闲逛着聊天儿,有的泡在网上。
  我起初心里还有点顾忌,不敢到与工作无关的网站上瞎逛,可后来见别人都在瞎逛,而且无事可做让我度日如年,于是也开始四处的看看新闻,把美国中国香港台湾的新闻都看遍了,就开始偷偷地看小说,连小说也看腻了,鬼使神差的,就又把Yahoo的求偶网页给打开了。
  我抬头四下里看看,五点钟已到,所有人都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倒是舍不得立刻就走了。我打开公司的网站挡住Yahoo,等着别人都走光了,再把Yahoo翻出来。首页的照片儿让我精神一振——是个小帅哥,剃着寸头,趴在地上翘着黑黝黝的小腿,弯弯着眉眼,笑得阳光灿烂。
  我再看照片下的介绍。名字:Andy,年龄:28,职业:医生,出生地:新加坡。定居地点:旧金山。
  我起身环视四周,偌大的办公大厅里空无一人。
  我把视线再转回屏幕。他笑得真甜,笑得真无辜,笑得让人恨不得摸摸他的腮帮子。
  我心里有点儿发慌。
  我把电脑关了,一股脑儿收拾好东西,开车回家。
  转眼已是五月初夏。路边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争奇斗艳,空气都跟着变了味儿,温温吞吞地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暧昧,钻到我肚子里,让我一晚上心里都不踏实。
  我早早地上床睡觉,可翻腾了大半天也没睡着,心里好像总有点儿什么事,就像炉子没关或者大门没锁。我又爬起来,炉子没开大门也锁好了。可再躺下就更睡不着了。凌晨两点,再爬起来,打开电脑,那张照片还在,就是从首页落到第三页了。
  我没开灯,卧室里很暗,荧光屏有点刺眼,那上面有他的留言:
  “寻找一个成熟的男人,和一颗关爱的心灵。”
  大晚上的。他看着越发迷人,而且还有点儿眼熟。
  我肯定不认识他。他叫Andy。他是个医生。在美国长大的新加坡人。我这辈子还不认识任何新加坡医生。
  可他就这么活生生地在屏幕上,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说得很明白,他要找个男人,找个能关爱他的男人。
  我用yahoo的信箱,给他写了一封信,还附了一张我的照片儿。信里的内容很简单。我说我叫飞,也在湾区工作。我是男人,也会关心我想关心的人。
  我把信发了。一抬头,看见房顶斑斑点点的霓虹。
  2
  第二天夜猫子带着我去见客户,故意让我单独在现场处理问题。我临危不惧,再加上问题本来不大,我顺利过关。客户问毛病出在哪儿,我避重就轻,绕开产品本身的缺陷,扯出一堆高级的控制理论,把客户绕晕。
  人一晕就爱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就好像醉酒的人总要说自己没醉,可怎么骗得了本来就没喝醉的?我看着客户把头点得好像磕头虫,心里踏实得不得了。我偷眼看看夜猫子,猫眼儿眯缝着,一边儿的嘴角儿微微翘着,看不出满意不满意。我才懒得猜,整整一天没上网了,我的心也悬了一整天。跟着夜猫子回到公司,别人都下班了,他当然也急着要走,我以处理邮件为名留下来,可打开yahoo的信箱一看,除了垃圾信件,哪儿有一封正经信?
  一连几天,竟然好像连垃圾信件也少了。Yahoo的信箱好像专门跟我作对,有时一整天没一封信。紧接着我被派去洛杉矶出差两天,是单独去的。大概是夜猫子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所以委以重任了。
  两天后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打开电脑还是没消息。我掐指一算,得有一个礼拜了,心脏好像分成两半儿,一边儿死了,另一边儿垂死挣扎。借着最后的那点儿不死之心,我又上yahoo交友转了转,那张照片儿已经溜到不知哪页去了。
  网上一转,总要有点儿收获,就好像大老远的去趟大卖场,好歹也要买点儿什么出来,说白了就是无聊的人干无聊的事。管他有照片没照片的,我挑了几个年龄相仿又离得近的发了信,不过这回心里一点儿没吊着,吃得好睡得香,第二天收到陌生人的来信,心里还纳闷儿是干吗的。
  我一连见了三个人,一个大陆人,一个台湾人,一个日本人。大陆人比照片上至少老十岁,而且谢顶严重,最难以忍受的,是身上有股子Ebby的气味儿。
  台湾人的体重比照片上至少多二十公斤。人倒是很直爽,第一次见面就问能不能做恋人。既然是“恋人”就得先恋得上,所以我说先做普通朋友吧。后来他连续两天给我打电话,约我去他家,我说不去,他就问能不能来我家。我说不能,他问为什么,我说我老婆在家呢。之后他就再没打过电话来。
  最后一个竟然是日本人。怪我事先没看清楚他的资料。虽说他跟照片上差不多,不过照片本来也没多帅。我心里想算了,日本人可并没想算,他一个劲儿地请我去他家,我拒绝了。他说你是不是嫌我不好看啊。我说没那意思。他突然就生气了,说你就是嫌我胖吧?其实你自己也肥呀。
  那天晚上我回家先照了照镜子。脸上还好没什么胖的意思,可往下看了半眼就不忍再看了——腰上的车胎气儿又足了。都是前几个月做饭做的,又应了别人常说的一句话——好做饭的没瘦子。
  我于是挨地毯上坐了一会儿。其实心里什么都没想,可居然叹了口气。莫名其妙。
  然后,我索性趴地毯上了。虽说地毯不脏,可离近了还是能闻到一股子怪味儿,就好像底下藏着没盖严实的下水井。有一只蟑螂公然从我眼前大摇大摆地走过,我没劲儿去理它。我又想起去年秋天厨房墙角儿的蚂蚁长队,继而回忆也好像排着队,鱼贯地钻进脑子来了。
  快俩月没见了,桐子居然连个电话也没有。
  已近午夜,四周安静得出奇。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二手石英钟,我清清楚楚地听见秒针的滴答声儿。在这异常安静的夜晚里,那异常有规律的声音难免让人觉得心烦意乱,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正一步一步地越走越近。
  我继续趴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等着。
  突然,清脆的铃声划破了寂静。我浑身猛地一颤,翻身坐起来。
  是我的手机。
  夜里十二点,这会儿也有人给我打电话?谁又会在这无聊的深夜里想起我来?我突然有点儿心跳。我急着往起爬,脚撞上沙发腿儿,疼得我差点儿流出眼泪来。
  而当我按下手机按键的一刻,它却像一头歇斯底里的野兽,冲我无端地尖叫起来:
  “你说!郝桐是什么人?”
  是方莹,声音夸张得像在演话剧。
  我完全莫名其妙,可同时隐隐地有点儿不安。我不知我为什么不安,于是我没吱声儿,她却并不作罢,继续尖着嗓子喊:
  “你倒是说话呀?你别装聋作哑,你说话!”
  “你冷静点儿,出什么事了?”
  “你不敢说了是吧?哦!我明白了!你本来跟他就是一样的!你们好得跟穿了一条裤子似的,当我是白痴吧?变态!流氓!”
  她的声音像把锥子,从一只耳朵穿进来,从另一只耳朵穿出去,恨不能穿进墨西哥邻居家里去。
  “你他妈的冷静点儿!”我厉声向着手机吼。
  我都没想到我能喊这么大声儿。手机好像受了惊吓,一下子就安静了。
  过了两秒钟,电话里传出抽抽搭搭的哭声,她吸着鼻子说:“高飞,我的零钱都用完了,你能不能来接我……”
  第十三章 算不上失恋的失恋
  我找到那半山的电话亭时正好凌晨一点。
  电话亭就在路边儿的路灯底下,孤孤单单地立在那儿,像极了话剧舞台上的道具。所以虽然雾很重,可还是一眼就被我看到了。
  这条路我并非完全陌生,但记忆中它不该如此荒僻。路边似乎一下子空旷了许多。大概是雾的缘故,那些大房子和遮挡着它们的树林就完全遁形于夜幕之中了,只剩下一排孤零零的路灯,仿佛午夜空气中漂浮的幽灵。
  电话亭的玻璃门反光,所以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我拉开门,方莹屈膝跪坐在地上,脊背倚着玻璃,她好像一棵被暴风雨吹倒了的月季,脸色比象牙的雕像还苍白。
  我把手伸给她,她拉住了顺势站起来。
  她的手冰凉。我把外套脱下来给她披上。她两手抓紧了衣襟,浑身却不住地颤抖起来。她轻轻说了声谢谢,牙关打颤,喉咙嘶哑,和刚才在电话里尖叫的她判若两人。
  我扶着她走向我的汽车。她却突然又回头,向蜿蜒的山路看去。她似乎在寻找那座她曾称赞过无数次的豪宅,可此时从她的眼神里,我却看不出一点点儿仰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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