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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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终于发现自己被他的长子袁克定、表弟张镇芳,以及一班以“拥立”为长保富贵之计的“文臣武将”,撮弄着坐在一座热灶上,不赶紧跳下来,只怕难逃焚身之厄。
  跳下“热灶”的方法,首先是下一道“罪己之诏”,撤销帝制。这道“诏书”自非大手笔不办。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担当这个重任。
  此人名叫张一麟,字仲仁,苏州人。光绪二十九年开“经济特科”,他由江苏巡抚保荐应试,初试一等第四,复试一等第二,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那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见投契,收入幕府。在袁世凯称帝以前,他是公府的机要局长;当“洪宪六君子”策动北洋军阀,纷纷劝进时,左右心腹中唯有张一麟苦谏力争,反对帝制。袁世凯虽未听从,但知道他的本心无他;而张一麟感于袁世凯多年知遇之恩,亦始终追随不去。
  “仲仁,我很后悔,当时不听你的忠告。现在取消帝制的申令,非借重你笔下不可。”
  张一麟义不容辞,亦且当仁不让。他的笔下很快,唯独这道申令,字斟句酌,花了半天的工夫,方始脱稿。以“予”自称,结论中仿照“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成例说:“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很好,很得体!”袁世凯提起笔,将“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予”字勾掉,添上“本大总统”四字。
  张一麟倒抽一口冷气,心想皇帝做不成仍旧可以做大总统,世上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看样子,袁世凯的梦还没有醒。
  申令在“洪宪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布;第二天又明令取消“洪宪”年号,仍恢复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同时又有一道命令,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这些命令,由国务卿徐世昌签署,经由“政事堂”颁行全国。
  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的翰林。翰林有红有黑,红黑之分在文字通不通。徐世昌是个不大通的黑翰林,从未当过考官,亦未派过“撰文”的差使,郁郁不得志好几年,自然而然想到“穷则变,变则通”那句话。恰好袁世凯奉旨在小站练兵,需人相助,而徐、袁是故交,据说徐世昌由河南进京会试的盘缠,还是袁世凯送的。有此渊源,徐世昌便以翰林身份,纡尊降贵,做了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的幕僚。
  到得戊戌政变,袁世凯出卖谭嗣同,向荣禄告密而有功;接着是庚子之乱,在山东巡抚任内处理“拳匪”得当而为中外交赞,袁世凯就此飞黄腾达,徐世昌亦随之扶摇直上,入阁拜相。不过,他对袁世凯的帮助亦很大。武昌起义,袁世凯复起,终于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得以骗得隆裕太后的一纸逊位诏书,主要就是靠徐世昌在朝中的运作。
  民国肇建,徐世昌以遗老的身份,侨寓青岛。民国三年,袁世凯左右杨士琦的淮系与梁士诒的粤系,势如水火,积不相容,淮系通过袁克定说动袁世凯,强邀徐世昌出任新设的国务卿,以分梁士诒的公府秘书长之权。到得帝制议起,徐世昌表面沉默,暗中反对,最后辞职,隐居天津。
  这一次重作冯妇,是帮老朋友的忙来收拾残局。他的想法是,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申令一发表,各方讨袁的军事行动,没有再持续的理由,西南各省可望取消独立,而袁世凯的大总统的职位,亦就可以设法保全了。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徐世昌除了冒用北洋大将而亦反对帝制的段祺瑞,以及原是副总统而为“洪宪皇帝”封作“武义亲王”的黎元洪的名义,打电报给发动护国战争的蔡锷等人,说“公等目的已达,请妥商善后办法”以外,又请出五个人来做调停人。
  这五人之中,两个是武昌起义以后南北议和的总代表伍廷芳、唐绍仪,一个是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个是在江南具极大声望、曾经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南通状元张謇,再一个是康有为。大家都认为西南护国战争是梁启超所策划,而梁启超是康有为的掌门弟子,蔡锷便是康有为的“小门生”,万一康有为肯管此闲事,西南的情势,即可缓和。
  这自然是妄想!康有为睚眦之怨必报,何况有戊戌告密那一段超级不共戴天之仇!早在袁世凯称帝之初,他便有一通五千言的长函致“慰庭总统老弟”,嬉笑怒骂,刻薄到家,其中骂得最痛快的一段是:“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汗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冠,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天怒人怨,不助不佑,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
  这话在康有为看,是幸而言中,何肯管此闲事?此外伍廷芳敬谢不敏,唐绍仪反唇相讥,汤化龙力劝引退,张謇则婉转陈词,亦无非劝袁世凯急流勇退而已。
  最使得袁世凯寒心的是,他原寄望于一手培植的江苏督军冯国璋能听从他的要求,联络未独立各省的督军、巡按使通电拥袁,好作为他恋栈的借口。哪知冯国璋的答复是:“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趁早“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又说:“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生”,言外之意,如果袁世凯不辞大总统,不“推让治权”,他为了公义,亦会举兵讨伐。
  至于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提出的休兵条件,一共六条。前四条为:袁世凯于一定期限内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依云南起义时的要求,将筹安会“六君子”以及劝进最力的段芝贵等七人,即所谓“十三太保”,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帝制筹备费及袁世凯用兵西南的军费,共约六千万,应抄没袁世凯及“十三太保”的家产赔偿;袁世凯的子孙,三世剥夺公权。
  见此光景,徐世昌才知道局势的棘手,超过想象不知多少倍。袁世凯一着错,满盘输,摆在面前的是一局死棋。
  “死棋肚里有仙着”,徐世昌自以为找到了起死回生的一着棋。他派密使到江苏徐州、安徽蚌埠,跟长江巡阅使“辫帅”张勋、副使兼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去联络。张、倪二人,深表赞成。于是徐世昌派梁士诒、张镇芳二人去走这步棋。
  梁士诒与张镇芳相约,一个走外线,一个走内线。
  负责走内线的张镇芳,由于是袁世凯的至亲,所以兼理他的家务,在“洪宪”那几天,等于“总管内务府大臣”。他手下有个得力的管事名叫郭世五,跟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的管家张文治是好朋友。张镇芳由郭世五通过张文治,搭上了“内线”——醇亲王的福晋,也就是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
  她是荣禄的女儿,由慈禧太后指婚为载沣的嫡福晋。她跟她丈夫的性情不大相同。载沣在辛亥那年摆脱了“摄政王”的衔头,回家很轻松地对他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醇亲王福晋气得痛哭了一场。
  在她眼中,丈夫是“窝囊废”。府里从张文治起,所有的男女下人亦都不怕“王爷”怕“老爷子”,醇亲王福晋规定下人对她必须用这个称呼,表示她是一家之主,更表示对外的大事亦须由她做主。
  “对外的大事”便是“恢复祖业”。醇亲王福晋从没有一天忘记过复辟。
  为了复辟,她亲自展开交际应酬,通过荣禄的旧部去活动各地的将领,起义“勤王”,但从来没有成功过。即令如此,她仍旧充分信任她父亲的旧部,甚至对袁世凯也能谅解。醇亲王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无不痛骂袁世凯,只有她是例外,说是“不怪袁世凯,只怪孙中山” 。
  就因为这个缘故,张镇芳敢走她这条路线。张文治告诉她说:“民党逼袁世凯逼得太狠了,袁世凯宁愿恢复大清朝,徐世昌跟张勋、倪嗣冲都说好了。就怕王爷胆子小,请老爷子劝王爷出面,事情准成!”
  “噢,”醇亲王福晋大为兴奋,“他们倒是怎么个做法呢?”
  “这是机密大事,不能随便透露。如果王爷肯出面,袁世凯派张镇芳来见王爷,当面细谈。”
  “好吧!”醇亲王福晋连连点头,“我跟王爷来说。”
  到晚来夫妻灯下密谈,载沣结结巴巴地说:“兹、兹、兹事体大,我得找人来商量。”
  “走外线”的梁士诒,在他设在交通银行的私人办公处所宴客。客人只得两位,一个是宣宗——道光的嫡长曾孙贝子溥伦,皇室中,只有他跟袁世凯打过交道。原来筹安会“六君子”在设计中华民国大总统转变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时,认为逊清皇室的“劝进”必不可少。通过各种关系,跟内务府大臣世续倒是说通了,但谁都知道,老醇王一支包括醇亲王载沣,贝勒载洵、载涛及宫中四位太妃,一提起袁世凯,无不咬牙切齿。这样一个形同篡位的仇人,反要推戴他做皇帝,这话谁敢去说?
  但毕竟找到了一个可以跟载沣去谈这件事的人,就是溥伦。他肯给袁世凯卖力,有正反两个原因,反面的是,他颇有牢骚,当初穆宗——同治出“天花”,不治而崩,又无皇嗣,按宗法应该由他继承皇室,结果慈禧选了侄子兼外甥子的载湉。
  这是旧嫌,还有新恨。溥仪在毓庆宫开蒙念书,选了三个伴读,一个是他的胞弟溥杰,一个是载涛的儿子溥佳,再一个就是溥伦的儿子毓崇。“伴读”除了陪伴读书以外,还有一样用处,代皇室受过。
  孩子到底是孩子,总有顽皮不受教,需要加以责罚的时候,但皇帝毕竟是皇帝,既不能骂,更不能打。像这样为难的情形,早在周朝初年就发生过,于是摄政的周公想出来一法子:“成王有过,则挞伯禽。”伯禽是周公的儿子,打打不要紧,成王如果觉得过意不去,自然就会守规矩了,是个很好的法子。
  但溥仪的伴读有三个,毓庆宫的师傅陈宝琛,却只把毓崇当伯禽,专找他的麻烦。譬如毓崇好端端地在念书,陈宝琛会突然向他喝一声:“轻佻!”搞得毓崇莫名其妙,细看方始明白,是因为溥仪进书房蹦蹦跳跳的缘故。
  这样一天不知挨多少骂,使得本来很用功的毓崇视书房为畏途,功课当然差了,挨骂也就挨得更凶。回家眼泪汪汪地诉苦,气得溥伦常常破口大骂陈宝琛“王八蛋”。
  至于正面的理由,不外一个“利”字。其中又有公利、私利之分。私利是给溥伦个人的好处;公利则是以皇室劝进的表示,交换“袁皇帝”承认民国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一共八款,最重要是前面三款: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元,仍暂居宫禁。
  “五叔,”溥伦跟载沣说,“优待条件是民国跟咱们订的,袁慰庭当了皇上,国号要改成‘中华帝国’,他可以不认账。”
  “这,这不会吧?”
  “是的,本来不会,你把他得罪了,可就难说了。”
  “商量,商量!”载沣把他的口头禅搬了出来。
  商量的结果,内务府大臣一致主张优待条件必须保全,劝进不必溥仪出面,另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于是往返磋商,达成协议,先由内务府给了袁世凯一个正式公文:“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换来的是袁世凯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由世续送还优待条件的同时,还带来了一张照片,是五六岁大的一个女孩。“袁慰庭的十三小姐,他的意思想配给皇上。”世续说道,“特为让奴才来探探四位太妃的口气。”
  “怎么能跟他结亲?”原为光绪瑾妃的端康太妃一口拒绝。
  同治瑜妃,尊号敬懿,平时与端康太妃不和,不过在这件事上,是站在一起的。她很能干,不必率直拒绝,只问:“袁家这个小姐,是嫡出的,还是庶出的?”
  袁世凯的嫡室于夫人,比丈夫还大一岁,岂有望六之年的老妪,会有一个五六岁的亲生女儿?世续心知敬懿太妃是明知故问,却不能不据实回答。
  “庶出。”
  “那可不行!中宫母仪天下,怎么能庶出?大清朝立后,从没有这个规矩。”
  世续默然,也没有答复。好在袁世凯自己也想通了,这头亲事倒是不结的好,一结,不就更像王莽了?所以世续不提,他也不问,只根据内务府的来文,在民国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下了一道令:“政事堂呈称;准参政府代行立法院咨称;准清室内务府咨称;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承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推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表示他的皇位,不仅出于“民意拥戴”,亦由“前朝禅让”。
  于是,奔走其事的溥伦,获得了重酬:被袁世凯特任为参政院院长,俨然“国会领袖”。原来的院长黎元洪,封为“武义亲王”。
  到得民国五年元旦,举行“洪宪皇帝登基大典”,事先由外务部函请各国公使,元旦入贺,结果只到了一位大使——此人非别人,就是溥伦。由于“优待条件”规定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大清皇帝”,所以溥伦的身份是清朝的“钦命大使”。盖了御玺的“国书”上说:“逊清大皇帝敬奉两宫圣谕:特派宣宗成皇帝嫡长曾孙溥伦为全权大使,代表清室全体,恭贺”云云。
  溥伦达成了“大清大使”的任务,立即卸除了宝石顶花翎的朝冠与蟒袍,改换“洪宪”的公服到参政院去正式到任。他原来是参政,支大洋五百元,一当了院长,薪俸加了一倍,另外月支交际费两千元,比以前加了五倍之多。可惜,好日子只得两个多月,就快过完了。
  “是青岛来的厨子。”梁士诒谦虚着说,“只怕菜不中吃,不过取个新而已。”
  “虽新而实旧。”世续指着一道“龙井虾仁”——西湖龙井茶叶炒虾仁——说,“这个菜是翁文恭发明的,我整整二十年没有吃过了。”
  “那是戊戌以前?”
  翁同龢是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里被逐回籍的,不久即发生政变。提到这个年份,作为皇室一分子的溥伦,感慨特深,“戊戌以前还是好年头。”他叹口气吟道,“‘不须更说乾嘉盛,话到同光已惘然’!”
  “安知同光中兴之世,不能复见于今日?”梁士诒接口说道,“事在人为而已。”
  他生得高大白皙,气度安详,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特予人一种可信赖的感觉,因此溥伦跟世续不约而同地放下筷子,用眼色催促他说下去。梁士诒却慢条斯理地打了一下叫人铃,将他的贴身跟班梁贵唤了进来。
  “上菜先在门口通知!”
  “是!”梁贵轻声回答。显然主仆早有默契,保密的工作做得很周到。
  “项城的处境,不瞒两位说,自然很尴尬,但亦仅止于尴尬而已!”梁士诒说,“大家都以为项城想当皇上,实非深知项城。”说到这里,他特为停了下来,等人发问。
  发问的是溥伦:“他不想当皇上,想当什么?”
  “想当内阁总理大臣。”
  这个回答是溥伦与世续怎么样也想不到的,世续不解地问:“退居臣职?”
  “世中堂这话说得太好了!”梁士诒拿起用康熙五彩窑的酒盅所盛的白兰地说,“真当浮一大白!”
  当然,没有大杯干白兰地的规矩,主客都只喝了一口,接着往下说:
  “说项城不想当皇上,当然是欺人之谈,不过,主要的是‘办共和’办失败了,这是条走不通的路。‘办共和’讲选举,试问中国有多少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选票上的名字都不认识,你叫他怎么投票?何况,有些名字,听都没有听说过,譬如伦贝子,有几个知道玉牒上的字派是‘溥’字?”
  “是啊!”溥伦接口,“犹如大家都只知道梁财神,‘士诒’这个台甫,没有几个人叫得出来。”
  “这也不过是共和不适国情的一端而已,此外还多。总而言之,项城的想法是,他要当皇上的念头也许错了,可是恢复帝制绝不错。因此,”梁士诒的语气,很有力地一转,“项城可以不当皇上,但是,帝制绝不能推翻!”
  话说到这里,就触及核心了,世续与溥伦不约而同地有个疑问:“袁世凯不当皇上,那么谁来当呢?”只为世续发言在先,所以溥伦就让他说完。
  “他不当皇上,谁来当?总不会是菊人吧?”
  “东海岂能如此不自量?他心存故主,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是谁呢?”溥伦有些忍不住了,“燕孙,你痛痛快快说吧!他预备让给谁呢?”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项城一场春梦,如今醒了,唯有不负隆裕太后的付托之重,才是他的自处之道。”梁士诒肃然说,“这是项城跟东海密议,也是区区赞襄的结果,决定如日本当年的幕府一样,‘奉还大政’!”
  此言一出,客人皆是惊喜莫名的表情,世续却突然收敛笑容,用责备的语气说道:“燕孙,你酒量很好哇!”
  “世中堂以为我说的是醉话?此是何等大事,岂可妄言?”
  虽然梁士诒郑重否认绝非戏言,同时也可以肯定亦非醉话,但世续与溥伦仍旧需要有一段心理上适应的时间,才能相信所听到的真话。
  恰好梁贵通知来上菜,而且是现片上桌的烤鸭,自然而然就阻断了主客谈正经;可也没有聊闲天,一个个都是食而不知其味地咀嚼着单饼葱酱卷的烤鸭,在忖量这件大事的成败利钝。
  等梁贵的踪影消失,世续随即开口,“燕孙,”他问,“这件大事,怎么做法?”
  “当然是由项城主动,发表奉还大政的声明。皇上欣然嘉纳,降旨特派袁某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阁。”梁士诒略停一下说,“至于视朝的大典,不妨从长计议。”
  “如果各省反对呢?”
  “那亦只是西南两三省。照我看恐怕只有云南一省。广西的陆荣廷原是清朝的臣子,倘或反对,岂非叛逆?再说,就算陆荣廷也反对,亦不必担心,到那时候且不说有张绍轩、倪丹忱效忠,段芝泉、冯华甫的态度也不同了。”
  张勋、倪嗣冲心存清室,是早就知道的;说段祺瑞、冯国璋的态度会改变,却不无疑问。世续便追问一句:“会吗?”
  “会!”梁士诒答说,“他们不听项城的话,总还要听听东海的话。”
  世续点点头,对他的答复,表示满意。
  溥伦由于当过一次“大使”,比较了解“国际公法”,他提出一个问题:“外国呢?会不会承认?”
  “当然会。他们可以不承认洪宪,不能不承认宣统。如果不承认,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哪里?他们只好下旗回国。”
  “那当然是不会有的事。他们有侨民、有买卖,不能丢下不管。”溥伦转脸对世续说,“这件事很可以做。”
  “是的。很可以做。”世续答说,“回头从这里散了,我就陪伦贝子上‘北府’。”
  “我正要找你们。有件事透着有点儿邪。内人告诉我——”
  将这么一件“光复祖业”的大喜事,说是“有点儿邪”,使得溥伦和世续都有啼笑皆非之感,因而话就不容易说得下去了。
  “我们俩,刚打梁燕孙那儿来,就是要为这件事跟王爷请示。”
  “五叔,”溥伦接着说下去,“这件事很可以做。唯一的顾虑,是外交承认的问题,我们也研究了,结论是各国可以不承认洪宪,不能不承认宣统,否则他们就失去立场,没有交涉的对手了。”
  什么“问题”“立场”,载沣最怕听这些新名词,不由得就像吃了青梅似的,牙根都有些酸了。
  “最要紧的是,段芝泉、冯华甫的态度会变。他们反对帝制,就是不甘心管袁世凯叫一声‘皇上’,咱们皇上原来就是皇上,段、冯当年都磕过头的。”世续渐渐起劲了,“王爷,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万万不可错过。”
  “好吧!”载沣为他们说动了,“明儿‘上门’,先跟太妃们回一回。”
  “太妃那里不忙。”溥伦说道,“她们没有不赞成的。这件事只要五叔拿主意就行了。”
  “我可拿不定主意,回头找老六、老七商量。”
  老六是载洵,老七是载涛。载洵住天津,一时无法商量;将载涛找来一谈,他自然深感兴趣,不过,他认为这件事应该跟“宗社党”的要角谈一谈。
  “宗社党”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小恭王”溥伟为首,旗人中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良弼、铁良,都是重要分子。这个党的目的,顾名思义便知是为了挽救爱新觉罗皇朝,因此,反对退位,反对议和,更反对袁世凯。及至良弼被刺,北洋军阀又发了赞成共和的通电,宗社党才被迫同意清帝逊位。隆裕且曾传谕解散宗社党,不过暗中仍在活动,根据地是大连,后台是日本浪人及军部一部分野心分子,要角是肃亲王善耆、溥伟,及光绪皇帝的连襟,曾经掌过度支大权的“泽公”——镇国公载泽。
  善耆与溥伟都不在北京,只有找载泽来谈。偏偏载沣最怕跟载泽谈正事。在他当摄政王时,载泽与奕劻争权,常常在事先、事后去找载沣,以“老大哥”的资格,提出强硬的要求。他的嗓门大,话又说得快,每每使得有些结巴的载沣,无法招架。
  但也无法,这件大事如果作为“家务”来看,以载泽的地位,是必须听取他的意见的。等将他请了来,说知经过,载泽问道:“你是不是相信有这样的好事?”
  “我、我也不大相信,不过,有这样的好事,总要拿它当一件好事来办。”
  载泽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只说:“我赞成。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能让袁世凯当内阁总理大臣。”
  “那怎么行?”载沣气急败坏地说,“你干脆就说不赞成好了!‘人不为己,男盗女娼’,袁世凯就是为了还想掌权,所以才愿意拥戴皇上,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
  “是的,我明白,不过咱们得装糊涂。我告诉你吧,这是讨价还价的手段。袁世凯,仍旧可以让他当总理大臣,不过,得分他的权:第一是用人之权;第二是军权;第三是财权。这三种权,咱们得抓在手里。”
  载沣默然好久,方始问道:“光说军权吧,让谁来抓?当年会议退位的时候,隆裕问老七:‘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老七答说:‘只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你说吧,袁世凯就愿意把军权交出来,可又让谁去接?”
  “交给谁都一样。如果袁世凯肯听话,交给他亦未尝不可。”载泽接着又说,“总而言之,袁世凯把大权交出来是一回事,咱们再授权又是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载沣不大了解他的本意,但不论如何,应该讨价还价,也算是一种意见。接着,又找了几个人谈,看法不一,有的人以为难得袁世凯还有这片心,不必多作要求,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免得人家一起反感,把只煮熟的鸭子飞了;有的人以为徐世昌比较好对付,不妨让他当内阁总理大臣,对袁世凯,不妨封异姓王作为酬谢,而且该像尚可喜那样,封他为平南王,让他去镇压西南;有的人以为该仿照早年的制度,设议政大王,辅助皇帝。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就是绝不该拒绝袁世凯的好意。
  该问的人都已问过,就该“上门”了——载沣管进宫去看他的儿子溥仪叫“上门”。溥仪才十二岁,但在师傅陈宝琛、徐坊、朱益藩、梁鼎芬等人的“循循”善诱下,对于皇帝的“权威”,已颇有了解。载沣原以为他不过是一个孩子,不会懂什么,及至有一次碰了个钉子,才知道“皇上难惹”,从此加了几分小心。
  碰那个钉子是为了庆亲王奕劻的谥法。隆裕开御前会议时,只有溥伦跟奕劻主张逊位,因此这两个人,在宫中被“另眼相看”。溥伦不大在乎,奕劻则很知趣,尽室迁往天津。这年正月初七去世,递上“遗折”,照例应该有“恤典”。那时的小朝廷,内务府就是包办一切的政府,既是“军机处”,也是“内阁”,所以拟谥亦是内务府的事。亲王只谥一字,内务府拟了“恪、勤、敬、慎”四字,请“皇上朱笔圈出”。
  这该跟师傅们商量,但是溥仪那两天感冒,不上书房,只好一个人拿主意。由于奕劻的劣迹,平时听得很多,溥仪觉得内务府拟的四个字,一个也不配。于是命太监取了一本“会典”来,自己参考着拟了四个字:“缪、丑、幽、厉”,连同内务府的原奏,一起发了回去。
  不一会儿,载沣“上门”了,“皇上还是看、看、看在宗室的分上,另、另赐个——”他还未能毕其词,已为他儿子把话打断了。
  “不能另外赐谥。”溥仪大声说道,“奕劻受了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三百年天下,断送在他手里,怎么可以给美谥?只能这个,丑!缪!”
  “好,好好!”载沣是有备而来的,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条说,“那就用、用这个,‘献’字。这、这个字有个犬旁,这、这字不好!”
  那是太监的见解。庚子之乱的罪魁祸首端王载漪,害得大家流离道路,便有太监编了一个故事,说他的父亲惇王奕誴,在大丧时与福晋敦伦,生了一个儿子,违悖礼法,行如禽兽,所以咸丰将惇王此子命名载漪,取漪中有个犬字,意思是骂他为“小畜生”。
  如今载沣用献中有犬,不是好字的说法,是因为溥仪亲自交下四个丑恶字眼,则想为奕劻乞得美谥,不易办到,因而找“南书房翰林”去商量,找到这么一个字,可以哄得过去。谁知不然!
  “有犬旁也不行!而且也不是坏字!”
  “坏、坏、坏,确是坏字。”
  “既然是坏字,怎么明世宗的生父叫兴献皇帝呢?”
  明朝的皇帝,载沣最熟悉的,就是这位未践大位、追尊为帝的明世宗生父。因为当年为了光绪入承大统,朝士生怕如前朝的“大礼议”那种严重的纠纷,复见于本朝,甚至御史吴可读竟以死谏,引宋朝的“濮议”、明朝的“大礼议”为鉴戒。明世宗既尊生父,何以竟无视于“坏字”之“献”?溥仪这一问,将他生父问得更结巴了。
  “这简直是欺负人嘛!”溥仪不讲理了,“不行,不行,不给了!什么字眼也不给。”
  “别、别、别哭,别哭!我找他们去、去研究。”
  研究下来,用了个“密”字。“献”字作贤字解,奕劻自然不配;“密”字照《谥法考》是“追补前过”之意,勉强可行。溥仪在师傅的劝解之下,总算同意了。
  因为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载沣根本不敢大意,“上门”之后,先找陈宝琛,将袁世凯愿意“奉还大政”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征询“师傅”的意见。
  “袁世凯岂是可以信任的人?”陈宝琛说。
  “他现在是势穷力蹙,身不由己。”载沣又说,“看来有诚意。”
  “光是诚意没有用。既然势穷力蹙,身不由己,又何能一手包办大政?”
  “这、这试一试,也不要紧!”
  “不要紧?”陈宝琛将脑后那根小辫子摇得直晃荡,“我看很要紧。成且不论,败则是不了之局。”
  “怎么个不了?”
  “只说一样好了,取消优待条件——”
  “啊、啊、啊!”载沣神色大变,蓦地提起手在自己前额上拍了一巴掌,“我怎么连这个都没有想到!”
  但是,载沣虽已恍然大悟,却不能断然做出拒绝的决定,只是听陈宝琛的劝,根本不必对“皇上”提这件事,只跟太妃们谈一谈就是了。
  太妃们的意见不一,四个人四种态度:一个赞成;一个不信有这样的好事,所以根本不感兴趣;一个大骂袁世凯,说他“也有今天”,十足幸灾乐祸的口吻;唯有敬懿皇贵妃,作了很明确的表示。
  “恢复祖业,谁不乐意?不过也得看看,是怎么个恢复!就像想发财那样,不能说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顾。这件事,换了我是民国的人,我就不服。每年白花花的四百万大洋,倒把人的贪心供养出来了!索性连这个都不给,看你有什么能耐?”
  这话说得比陈宝琛更透彻。载沣唯唯称是,将世续与其他内务府大臣都找了来,商量如何回复梁士诒。
  “他、他是‘财神’,咱们可别、别得罪他。”载沣很吃力地说,“必、必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经过一番商酌,居然把冠冕堂皇的理由找到了。世续做东,回请梁士诒,仍请溥伦作陪,很委婉地表示,清室对袁世凯预备“奉还大政”,深表欣慰,也极愿意早观厥成,但不愿为此事替袁世凯找来意外的麻烦。国内有袁世凯的威望,一定可以镇服得住,但使节团如何?倘或外交上不承认,岂非造成无可挽救的僵局?所以梁士诒不妨先向东交民巷探探口气。
  用不着世续说,梁士诒早就下过功夫了。与袁世凯在韩国便有密切交往的英国公使朱尔典,是预备支持的,此外就很难说了。
  如今听到世续代表清室答复,亦以外交承认为接受“好意”的先决条件,越发觉得“领事团”的态度,为此事成败的关键,所以决定派人去做一个广泛的试探。
  试探的结果,令人失望,反应极坏。最令人困惑的是日本竟然亦反对。“他们不是支持宗社党的吗?”梁士诒问道,“大仓喜八郎还借了一百万日币给肃亲王,助他恢复清室。何以态度一变?”
  “燕公,”有“日本通”之称的铁路局陈局长答说,“他们支持宗社党,是要搞一个皇帝出来分割满蒙,不要一个‘奄有四海’、号令及于全国的宣统皇帝。”
  “原来如此!”梁士诒沮丧地说,“此路根本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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