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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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所谓“十万火急”是国务院的看法,催请国会审议对德宣战案。汤化龙虽同情内阁的处境,但他以议长的地位,必须顾到顺应同人的立场,大家对段内阁抱有极深的恶感,他自然不便过分起劲,关照秘书厅发通知,邀请各派各系的领导人开茶会,决定五月十九日开大会审议。
  这是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段祺瑞由于“公民团”那幕闹剧,搞得太不漂亮,所以这回不敢掉以轻心,预期审议时,对于对德宣战问题的利弊得失,必有一番激烈的争议,亦极可能要求内阁总理出席,所以连日与徐树铮商量,将国会中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以及应付之道,设想得既周延,又深入。段祺瑞除了自己“用功”以外,还准备必要时由徐树铮作细节上的补充说明。
  到了开会那天,徐树铮一早就到了府学胡同段公馆,全副戎装,预备随总理赴会。段祺瑞是中装,宝蓝实地纱的袍子、玄色软缎的马褂,也早就穿得整整齐齐,坐在客厅中等候国务院来电话邀请。
  “十点钟开会,总得十一点钟才会来请。总理不妨宽了衣,轻松一会儿。”
  徐树铮的话未完,电话铃响了,是张国淦打来的。
  “我是又铮。”徐树铮问,“会开得怎样?”
  “开完了!”
  “开完了?”徐树铮看着手表说,“现在才十点一刻。”
  “只开了五分钟。”张国淦的声音中充满了委屈。
  徐树铮知道坏了,他的脑筋很快,随即问说:“五分钟,只能讨论程序。”
  “是的,讨论程序。只得两个字:‘缓议’。”张国淦问道,“总理在不在?”
  “在。”徐树铮答说,“蓝袍黑褂,正襟危坐。”
  “国会报复太过。请你报告总理吧!”说完,张国淦挂断了电话。
  于是徐树铮将张国淦的话转告段祺瑞。听到一半,段祺瑞的脸色大变,及至听完,使劲一拍茶几,用力太猛,将刚送来的茶碗都震落在地上,打成碎片。
  “要这种国会有什么用!”他大声吼道,“如果讨论问题,有理由推翻这个案子,我还咽得下这口气。现在根本对问题考虑都不考虑,这是什么态度?”他的脸色铁青,冷笑着说,“哼!每个月白花花大洋钱几百块,狂嫖滥赌,国会议员是这么好当的吗?”
  徐树铮却相当沉着,他也早作过最坏的打算。“箭在弦上了!”他问,“是不是请大家来谈一谈。”
  所谓“大家”便是指督军团。等段祺瑞一点头,徐树铮随即打电话到国务院,直接找庶务科长,用命令的语气,关照他尽可能多派汽车,将留京的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都接到府学胡同来开会。
  近午时分,七省督军都到了:直隶曹锟、山东张怀芝、河南赵倜、江西李纯、湖北王占元、福建李厚基、吉林孟恩远,此外还有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
  七省督军,有三个是炸嗓门的天津人:孟恩远、曹锟、李纯;两个嗓门小不下来的山东人:张怀芝、王占元;此外蒋雁行、田中玉都是河北人;倪嗣冲籍隶皖北,李厚基出生徐州,不是黄河以上,就是长江以北,加上一个嗓门清亮的湖北人孔庚。这个场面之慷慨激昂,不在话下。
  “他奶奶的,给脸不要脸!”王占元先骂了起来,“请总理带俺们去见大总统,废了他奶奶的国会议员。”
  召集会议的目的,恰如王占元所说,要请大总统解散国会,让议员成为废员。因此当徐树铮取出事先预备好的呈文稿,征询大家的意见时,一致表示赞成。
  “曙村年纪最长,”段祺瑞说,“请曙村领衔吧!”
  于是六十三岁的孟恩远首先签名,其次是王占元,一一签毕,立即交缮,当天就送到了总统府。
  秘书长一看督军的公呈,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呈文中说:“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措词已颇见锋芒,而更厉害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引用了民国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黎元洪在鄂督任内,请袁世凯贯彻解散国会的前例。
  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成立,首次“公民团”出现,胁迫两院联合会非选出“公民”属望的总统,不得出议院一步,结果袁世凯如愿以偿。利用过了国会,袁世凯又嫌国会对大总统束缚过甚,尤其是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议员,更视如眼中钉,于是以国会宪法委员会开会,依法拒绝袁世凯所派官员旁听一事为爆发点,指国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政”,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议员。这一来,国会不足法定开会人数,陷于瘫痪,等于解散了整个国会。
  其时各省督军、民政长为了迎合袁世凯,希冀保全禄位,联名通电,表示拥护,电文中有“请大总统始终以救国为前提。万不可拘文牵义,应将国会残留议员遗散,给赀回籍”。如今事同一体,希望黎大总统实践他四年前所提出的主张,“万不可拘文牵义”。
  这确是相当棘手的一个问题,黎元洪无法用此一时彼一时的说法来搪塞,只好召集智囊团来商量。
  有个原则是一上来就“询谋佥同”的,就是拒绝督军团的要求。但如何拒绝,却有态度上软硬不同的意见。
  最强硬的一种主张是,不但依法驳回要求,而且要严厉告诫,在共和政体之下,主权在民,军人绝对不许干政。督军擅离防区,齐集京城,行动已经越轨,应该赶快返防。
  最温和的建议是,分头疏通督军,请他们自己撤回报告。这两种意见,硬的太硬,软的太软。折中的办法是,由黎元洪召集领衔的孟恩远与王占元,当面作一番解释。
  散了会以后,还有“智囊之智囊”的会议,一个是金永炎,一个是哈汉章。金永炎也是士官生,名不见经传,但却一直是黎元洪名副其实的参谋。他跟哈汉章的看法相同,政局的症结,既不在国会,也不在督军,而在段内阁。虽然徐世昌、王士珍都不愿出来组阁,但以中国之大,不见得除了徐、王以外,就没有第三个人能够接替段祺瑞。所以真到推车撞壁之时,黎元洪应该断然处置,先免了段祺瑞的职,再作道理。
  “哪里死了杀猪屠,就只好吃带毛猪了?”黎元洪终于也下了决心,“看明天的情形!”
  五月二十一日,黎元洪约见孟恩远、王占元。他的意思是,如果孟、王知难而退,不再胡闹,跟段祺瑞还有妥协的可能,否则就要“杀猪屠”了。
  由于事先通知,大总统是以“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接见督军代表,所以孟恩远、王占元都以戎服晋见。时候一到,承宣官传呼:“大元帅出临!”乐队奏起立番号。孟恩远、王占元便在大客厅中一字排开,面北而立。
  黎元洪自然身御大元帅制服,绶带勋章,腰挂军刀,在侍卫长、副侍卫长左右辅弼之下,步出客厅,向南一立。孟恩远与王占元“啪”的一声,碰响马靴后跟,双足并拢,行了鞠躬礼。黎元洪还了一鞠躬。
  “你们的呈文,我看到了。我的答复是三个‘不’字:‘不违法、不怕死、不下令。’不过,你们的意见,我可以约国会议员来商量。”
  “是!”孟恩远、王占元齐声回答。
  “我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是!”
  “听明白就好了。”
  孟恩远、王占元两人互看了一眼,取得默契,然后一鞠躬,向后退了两步,掉头就走。前后不到三分钟。
  出了总统府,齐集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家,袁世凯的老表张镇芳也在。他们是跟督军团约好的,如果黎元洪袒护国会,段祺瑞又以各种顾虑,不便公开支持督军团时,莫如仍旧到徐州去集会。
  总统府方面,当然很注意督军团的动态,派在前门车站的密探,不断有报告来。一日之间,督军们散了十之七八。此外,有好些知名的政客,像林长民等人,亦已搭上去天津的火车,悄悄南下,目的地不知是天津,还是从天津再沿津浦铁路南下到徐州。总之,令人有种奇怪的感觉,政治的重心,似乎已经不在总统府、内阁、国会所在地北京了。
  那么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天津,其次是徐州。先说雷震春、张镇芳策动督军团到徐州去开会,但仔细查证,到徐州的督军并不多。比较起来,还是天津热闹。
  在天津,当然以徐世昌为中心。在黎元洪左右,认为最费猜疑的就是这位“东海相国”。段祺瑞只想武力统一中国,张勋是要做大清的忠臣、复辟的元勋,冯国璋但求保住长江的地盘,王士珍恬淡自甘,唯有为了北洋“团体”的利益,才肯出山,都不难了解。唯有徐世昌心里在想些什么,谁也猜不透。
  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黎元洪要对抗北洋,非得拉住徐世昌不可。哈汉章比较乐观,认为南方的冯国璋,足资奥援,一旦有事,勒兵北上观变,亦足以震慑一时。但有些人的看法不同,认为冯国璋并不可恃,以他的性情及与北洋的关系,是不是肯帮黎元洪来对付自己人,大成疑问。就算肯了,勒兵北上,在山东张怀芝那一关,就很难通得过。因此,仍以拉拢徐世昌为上策。
  可是信使往还,徐世昌始终不肯出山,而且在对德问题上,他是支持段祺瑞的。于是有人提出一个见解:徐世昌亦未始不愿组阁,不过他怕人批评他夺了段祺瑞的权,所以坚辞。如果将改组这件事分成两截,先免段祺瑞的职,然后再敦请徐世昌出山,这样,非因徐去段,而是段去了,不能不请徐来收拾残局。那就没有嫌疑可言了。
  这是一个打破困境的做法,黎元洪在召见孟恩远、王占元的第三天,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之职,以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署。伍廷芳老病侵寻,公事大部分是他的儿子伍朝枢代劳。黎元洪接见外宾,亦常由伍朝枢担任传译。他们父子至少在争取外交使命方面的助力,是可以帮黎元洪的忙的。
  此令一下,预料京内京外都会震动,所以黎元洪紧接着发了一个通电:“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立支持,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会久任其难,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署,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
  黎、段正式决裂了。段祺瑞当然不会再留在北京,出京之前,也发了一个通电,表明责任:“调换总理命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概不负责。”将“地方”置于“国家”之前,便足以吓阻徐世昌。
  “不说‘将来国家及地方’如何如何,偏说‘地方及国家’。这不是暗示‘地方’上要生变化吗?”徐世昌对黎元洪派来劝驾的张国淦说,“不是我打算独善其身,实在是此时卷入漩涡太无谓了。”
  徐世昌坚辞不出,王士珍亦持同样的态度。中国之大,竟找不到一位国务总理。这一下黎元洪与他的那班智囊,有些着慌了。担心的倒还不是“中枢政务、几成虚悬”,怕各省督军联名通电,道是既然这个不肯,那个不就,足见得还是段祺瑞合适,要求收回成命。那时被迫屈服,这个脸可丢不起。
  不过,如果放弃从北洋“团体”中去找人的想法,够资格当国务总理的,也还有的是。首先被提出来考虑的是李经羲,他是段祺瑞的小同乡,算起来是李鸿章的侄子,两榜出身,在前清官拜云贵总督。当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后,组织政治会议以为代替,他跟张国淦就是正副议长。后来袁世凯称帝,第一道“恩诏”便是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论资历足与徐世昌相颉颃。
  此外,李经羲既是段祺瑞的小同乡,段系便不好意思捣乱,又以与西南颇有渊源,识拔过蔡松坡,西南当然亦不会反对。说起来是应付窘局的相当理想的人选。
  为了时机紧迫,黎元洪来不及征求本人的意见,便即备文咨请国会同意。这时舆论对国会亦不甚满意,“八百罗汉”不敢再出花样,很顺利地通过了同意案。在段祺瑞被免职后的第五天,由总统正式发布了命令。
  其时李经羲还在上海。当国会通过任命,电报到上海时,有人劝他见机不就,说政局一团糟,此时出来组阁,所受之苦有如下地狱。哪知李经羲颇为热衷,表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因而尚未拜命,他的内阁已有了一个外号,叫作“地狱内阁”。
  在这五天之中,徐州与天津都有积极的活动,各省督军有的跑徐州,有的跑天津,有的两头跑。不过,天津是暗中活动,而徐州是公然出现,由张勋做东道主,召开了第三次徐州会议,决定复辟。
  所谓“决定复辟”,也就是有这样一个结论而已。辟如何复,何时复?出席会议的人,谁也不知道,也不愿去多问。因为大家都知道,徐世昌也准备搞复辟,将来究竟谁是拥立的首功,实在难说。为今之计,只有两头敷衍,不着痕迹,可进可退,见风使舵,最为上策。所以张勋说复辟就复辟,要大家签名就签名。以后如何,到时候再说。
  真正拥护张勋的,实在只有一个人,就是倪嗣冲。看国务总理已经产生,内阁如果组织成功,政务照常推行,复辟就难了,因而首先发难,在五月二十九日宣告安徽独立。
  军阀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宣告独立,自立为王。尤其是黎元洪根本不能派兵讨伐,更不怕造反。于是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奉天督军张作霖、浙江督军杨善德、山东督军张怀芝、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纷纷通电响应,或者宣告独立,或者称为与政府脱离关系。一向欣赏黎元洪的章太炎大呼:“不好!九省皆反。”
  这一来,李经羲也打了退堂鼓。黎元洪的谋士无用,又得请出“痛哭流涕”的饶汉祥,通电各省表明态度,如因此动摇国本,招致内乱,将不惜一死殉国。
  眼看大乱之势将成,各方面争相展开活动,都想利用彼此的矛盾,脱颖而出。研究系的林长民,约了段系的丁士源,跑了一趟徐州,知道复辟在即,住在北京会遭遇非常尴尬的局面,所以纷纷出京,大部分走天津,小部分走上海。到天津的,少不得去看梁启超,几番密议,看法一致,张勋不会成大事。如果因势利导,有一股现成的势力可以利用。
  这股现成的势力,便是北洋嫡系,已由张镇芳策划、朱家宝拉拢、雷震春出面,组织了一个督军团的总参谋处,由雷震春出任总参谋长。当然,一山不能容二虎,为了不愿徐树铮来横插一腿,所以这个总参谋处,基本上是亲徐、拉张、冷落段祺瑞。研究系认为徐世昌如果能跟张勋合作,有各省督军的支持,足以成为最雄厚的第一势力。倘能设法加以操纵,“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不失为掌握政权的大好良机。
  于是梁启超跟徐世昌一下子热了起来,听说总参谋处准备一面通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政府,召集临时议会;一面打算密电张勋,请他联络各省,公推徐世昌为“海陆军大元帅”。梁启超自告奋勇,拟了一个张勋出面的电报,派徐世昌手下的要角钱能训,专车到徐州,跟张勋去商量。
  张勋一看梁启超拟的电报,大为光火。于是钱能训做了陆宗舆第二,为张勋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而且亲自动笔拟了一个复电给雷震春,道是“此等办法,异常荒谬,万难赞成”。
  同时在天津的总参谋处,成立那天,几乎就演了一出全武行。张镇芳、雷震春代表张勋发言,刚一提“复辟”二字,段祺瑞一个学生叫吴中英,勃然而起,疾言厉色地问道:“做皇帝的梦,到底有醒的时候没有?”
  张镇芳不作声,雷震春却很恼火:“你说的什么?”一面质问,一面冲上去就要动武。
  一时敲台拍凳,“他妈的”“狗日的”响成一片。段芝贵极力排解,总算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当然,会是不欢而散了,总参谋处也再没有人提起了。
  不过“总参谋处”还是发了一个通电,表明宣告独立各省,意在巩固共和国体,另订根本大法,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可是这个通电却又引起了各国驻天津领事团的注意,非正式地向总参谋处提出警告,不要忘掉光绪二十七年订的《辛丑条约》,其中关于驻兵地区的限制。
  见此光景,再又听取了钱能训的报告,徐世昌大为灰心,闭门谢客,生起了“政治病”。研究系见风使舵,也急急忙忙发了通电,宣言“须保持共和国体及立宪政体,否则不敢预闻”,暗示反对复辟。
  态度不明的是段祺瑞,除了与黎元洪成不两立之势外,与各方面都是藕断丝连,似乎莫衷一是。其实,不作为正是必有作为。第一步以倒黎为目标,各方面的情势都在朝他的目标发展,乐得袖手旁观,省些气力,留待另用。
  徐世昌不肯帮忙,黎元洪就只有死拖住王士珍,否则在北洋中就一无可恃了。
  可是王士珍亦只是卖他的那块北洋的老招牌,久解兵柄,毫无实力。因此当黎元洪苦苦要求帮忙时,王士珍只能替他出个主意,召张勋入京调停。
  张勋要搞复辟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复辟亦非旦夕间事。以袁世凯的实力尚且不敢贸然从事,先要炮制“民意”,来一段“筹安”的前奏曲。到那时,尽有打消他的办法,眼前如能利用张勋,是抵消“九省皆反”的督军唯一的对策。黎元洪与他的智囊密商后,决定接纳王士珍的建议。
  于是一通急电到徐州,大总统特召进京,共商国是。这就使得张勋有些飘飘然了,自觉已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不能不好好运用,也就是先开一个黎元洪非接受不可的条件:解散国会作为劝各省罢兵的条件。
  这个条件是黎元洪所无法接受的,否则变成“敬酒不吃吃罚酒”,督军团善言陈情,严词拒绝,及至纷纷独立预备用兵了,吓得乖乖服从,岂不落一世话柄?
  但是,倘或拒绝,张勋就不会来,好歹先骗他进了京再说。于是,特为派阮忠枢到徐州致意:“解散国会,要国务总理副署,才生效力。现在段芝泉被免职了,李仲老犹未到职,没有人副署,怎么办?黄陂的意思,请你老兄进京,李仲老看你出面,局势可以稳定了,自然就不再言辞。等他一上台,第一道命令就是解散国会。”
  “好!这话说得倒也是实情。”
  于是六月初七那天,张勋带了五千辫子兵,由津浦路北上。在前两天,冯国璋一面电请辞去副总统职务,一面派江西督军李纯,以调停时局为名进京,实际上是“观变”,亦准备在混沌待变的局势中一显身手。
  张勋到得天津,除了徐世昌、段祺瑞派代表欢迎以外,张镇芳、雷震春、段芝贵等人,无不齐集车站迎接。当天晚上,北洋军头借张镇芳的住宅欢宴,饭后由段芝贵陪着去看段祺瑞,商量大计。
  段祺瑞住在天津长芦盐商、《大公报》的老板王郅隆家。相见寒暄,随后进入小书房密谈。在座的除了段、张以外,还有段芝贵与万绳栻。
  张勋自以为行辈与段祺瑞相等,而且不日就会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便自贬身份,所以直呼段祺瑞为“芝泉”。他说:“芝泉,你亦是大清朝的大臣,对于恢复清朝祖业,想来不致反对吧?”
  “现在谈不到此。”段祺瑞说,“黄陂不下野,什么都谈不到。”
  “这当然。”张勋又问,“咱们现在就是要商量,怎么样才能让他识趣,自己把位子腾出来?”
  “容易得很!”段芝贵插嘴说道,“逼他解散国会,他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只有辞职。”
  “万一他倒是跟咱们穷泡,不肯让呢?”
  “绍帅尽管逼他,他非答应不可。不过,他答应了也没有用。因为代理内阁总理伍秩庸绝不肯副署,命令发不出去,还是非辞不可。”
  “是的。”万绳栻接口说道,“这是正办。他一辞,冯华公辞职在先,总不好意思说:‘我来代理!’那时,大事一举可成。”
  “对!就这么办。”张勋说道,“公雨,你就在这里拟一个电报,话要说得硬。”
  于是万绳栻即席起稿,要求黎元洪于三日内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调停之责。张勋看了,段祺瑞看,略微改定了一两个字,随即发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张勋去拜访徐世昌,这就比较客气了,口称“菊老”,说是特为来“请教”。
  “请教不敢当。不过,绍轩,复辟虽是好事,时机未到。主要的是友邦方面,很不大热心。”徐世昌说,“你对曹润田,实实在在是误会了。林权助那里,是我叫他去试探的,林公使不等润田开口,自己就表示要派人跟你去解释。这件事,你不能怪润田。再说陆闰生到日本,扫兴而归,这你就可以想见日本的态度了。此外美国公使芮恩施,两次去见黎黄陂,也表示不赞成中国的政体有什么改变。绍轩,兹事体大,千万慎重。”
  这番侃侃而谈,犹如兜头一盆冷水,浇得张勋半晌作声不得。
  “不过,绍轩,你这趟来,能够调停成功,亦足以增添声光。听说你昨天晚上,已经发了一个电报?”
  “是的。”
  “国会非解散不可。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徐世昌说。
  话中似乎也带着暗示,如能解散国会,复辟就未始不可商量。张勋对这件事虽有些灰心,但绝不会就此放弃,只是一时不免困惑,还要再看看局势的发展。
  不过,有件事是很清楚的,就是徐世昌所说的“声光”。报上连篇累牍的消息:“辫帅带兵进京”“各方瞩望辫帅调停时局”;还有些小报上说俏皮话:“一‘辫’系天下之重望”。不管国会是不是有理,不能解散,便是自己的一炮没有打响,声光顿减。倘能解散,将段祺瑞所做不到的事做到了,让黎元洪以前不肯听段祺瑞的,现在听他了,这番威望,岂非凌驾北洋元勋而上之?
  因此,从徐世昌那里回去,马上又发了一个电报,催逼黎元洪,重申限期,三天以内必须解决问题。
  接到这个电报,黎元洪找了智囊团来,表示除了辞职,无路可走了。
  “大总统一辞,冯河间马上会要进京。”金永炎说,“李秀山此来,就是希望有这么一个结果。”
  “不光是南京方面有这么一个结果,段芝泉更希望有这么一个结果。”哈汉章取出来一个电报,“这是云南唐蓂赓刚来的通电:‘效忠元首,拥护民国。’大总统不能为亲痛仇快。”
  “亲痛”犹在其次,黎元洪想起“仇快”——段祺瑞那张从无笑容的脸,胸膈之间,顿时有股突兀之气。
  一个一个问过来,赞成解散国会的多,赞成辞职的少。最后问到饶汉祥,他也赞成解散国会,不过理由不一样。
  “大总统一辞职,冯河间一时抹不下脸来,自然有一番做作,这就是一个‘真空’局面了。复辟派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说法,仓猝之间,推逊帝临朝,此事不可不虑。”饶汉祥摇头晃脑地说,“窃以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国会解散,犹可重组,害之轻者也。故宁取解散,不取辞职。”
  此言一出,黎元洪倒是当机立断了,“请伍总长来!”他说,“再通知乾若,补送解散国会的‘府稿’。”
  “何必一定要国务院的稿?”哈汉章说,“咱们自己也可以办。”
  因此,当伍廷芳到达总统府,一道解散国会的命令,已早就预备在那里。黎元洪将张勋的电报拿给他看,也讲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要求伍廷芳副署。
  “报告大总统,我是代理国务总理,无非‘看守内阁’,照民主国家的常规,我无权作此重大决定,请原谅!”说罢,伍廷芳深深一鞠躬。
  这话就在不懂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人,听来亦觉得理所当然,不易驳倒,黎元洪只好放他走路。本还想找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向乃翁去疏通,作为英国留学生的郭泰祺劝说不必。
  “与其找旧人,不如找新人。何不请李仲老副署?”
  这是说李经羲,他字仲仙,连黎元洪都尊称他“李仲老”。有了前车之鉴,不敢冒昧,特意写了一封信,约他小酌;却又怕碰钉子,不敢开口,因而席间愁眉苦脸,食不下咽。
  “大总统的胃口好像不佳?”李经羲关切地问道,“何事忧烦?”
  当他侧脸相问时,坐在次一席的哈汉章,赶紧从李经羲背后,递过一个眼色去。黎元洪会意,正好借此诉苦。“仲老,有件事我想跳火坑,伍秩庸不肯,我岂止吃不下饭,简直连觉都睡不着。”
  “噢,”李经羲已知不是好事,但不能不问,“什么事?”
  “仲老,”黎元洪灵机一动,“我想请教,你看是解散国会好呢,还是复辟好?”
  李经羲心里一跳。原来他先跟张勋已经取得默契,由张勋支持他当国务总理,复辟之事,见机而行。随后又听了高人的劝告,保持现状,待时而动。因此,他这样答说:“两样都不妥。”
  “比较起来呢?”
  “无可比较。”
  不想李经羲如此圆滑,真像十几年前,大家形容军机大臣王文韶的话,“油煎枇杷核”,怎么样也抓它不住。
  哈汉章看黎元洪有词穷的模样,便接口说道:“两害相权取其轻,解散国会,重新选举,有前例可援。”
  “是的、是的。有前例可援。”
  “仲老赞成了?”金永炎冒冒失失地说,“解散国会的命令,就请仲老副署吧!”说着便要起身去拿公文。
  “且慢!”李经羲急忙说道,“我此刻就签,有效吗?”
  “怎么没有效?”
  “尚未就职,何能副署?”
  “此刻便就职好了。”
  “这是什么话?”李经羲怫然不悦,“唯名器不可滥,体制不可慢。国务总理,等于宰相之任,且不说唐宋‘宣麻大拜’,就在前清,亦未有如此草草者!”
  金永炎知道错了,急忙逊席谢过,站起来拱拱手说:“仲老,我失言了!”
  “好了,好了!”黎元洪打圆场,“都只为事情是燃眉之急,言语不免欠检点。仲老也是能谅解的。”
  谅解归谅解,这顿饭吃得大家都不落胃,副署的事,当然不便再提了。
  到得将近午夜,突然传宣官通报,海军总长程璧光求见。黎元洪颇为讶异,料想必有机密大事,毫不迟疑地吩咐:“请、请!”
  到得小客厅中一看,程璧光全副戎装,手捧军帽,伫立以待。看到黎元洪行了个军礼,率直说道:“请大总统左右回避。”
  黎元洪点点头,大声说道:“你们都出去,走远些。”
  左右一齐退出,将客厅大门也带上了。程璧光便用广东官话轻声道:“张勋的五千辫子兵,决定先派两千进京。大总统受北洋军阀挟制,势必身败名裂,请大总统马上走,我保护大总统,先到上海。上海就是大总统的‘行在’。”
  黎元洪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回事,怔怔地看着程璧光的一身军装,突然醒悟,大沽口的军舰,一定已经升火待发了。
  于是他问:“什么时候走?”
  “此刻就走,先到天津。”
  果不其然!黎元洪想到上次郭泰祺等人安排他坐日本船出走,亏得事未成功,后来袁世凯一死,安然做了大总统。看来“吉凶悔吝生乎动”,一动不如一静,于是在此一念之间,做了很果断的决定。
  “玉堂兄,”他很客气地说,“多谢好意。不过时间太匆促了。这样匆匆忙忙出亡,一切没有交代,我良心上、责任上说不过去。段芝泉一时闹意气,只好各行心之所安。‘将军休下马,各自奔前程。’你请吧!一路顺风。”
  这是暗示程璧光,他虽不走,但也不会泄他的底,免得引起麻烦。程璧光看看再劝亦是无用,只好行礼退了出去。
  到了第二天上午,正在跟智囊们商谈,如何打开僵局时,丁世峄来回公事。主要的是两件,一件是伍廷芳请辞代理国务总理的职务;一件是张勋打来的电报,不问可知,又是催促解散国会。
  “事实上,”金永炎说,“国会议员也都走光了,解散无非是个形式。既然是形式,随便找个人副署一下就行了。”
  “行吗?”黎元洪问。
  “事贵从权,没有什么不行。伍秩庸不肯,李仲老不肯,总有肯的人。”
  “那么,你说是谁?”
  金永炎想了一下问:“大总统决定了,随便找个人来副署?”
  “不决定怎么样?”黎元洪说,“‘扯皮闹绊’缠不清,我都要‘派拉马子’了!”
  “大总统绝不会‘派拉马子’,等我来找个喜欢‘甩牌子’的人。”
  一个说惹厌得快要死了,一个说替他找个喜欢出风头的人来。显然,这确是一件出风头的事,因为副署大总统命令的身份是国务总理。换句话说,不管是谁,要他副署就得先派他当国务总理。而这道命令,不比什么授某人一等嘉禾章的“大总统令”,仅是见报,不会有人看;一发表了,必定人人注意,“大名”一下子通国皆知了。
  约莫过了半个钟头,金永炎带来一个人,身穿古铜色缎袍,玄色团花马褂,年纪六十开外,而精神十足,进门站定,取下咖啡色的礼帽,捧在手里,然后只听“吧嗒”一声响,立正鞠躬,敢情缎袍里面穿着一双马靴。
  此人是步军统领江朝宗,“大总统!朝宗给你老请安!”亏他穿着马靴,居然能蹲得下去。
  黎元洪一见是他,不由得记起一段往事。袁世凯“登基”以前,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辞而不受。但饶汉祥、夏寿康等人却劝他应该受此“荣衔”,黎元洪心思倒有些活动了。
  于是黎元洪的幕僚长瞿瀛,请出一个人来劝黎元洪,是刚卸任的平政院长周树模。他正要出京向黎元洪去辞行,到得东厂胡同黎宅,已是近午时分,黎元洪留他便饭。
  “副总统要请我吃饭,就在‘葡萄亭’吃吧!”
  原来这座巨宅,大有来历,是明朝天熹年间,势倾中外的太监魏忠贤的遗园。到得清末,是荣禄的住宅,有个洋人由于荣禄的关照,做内务府的生意发了一笔财,替荣禄在明朝所遗留的楼台木石中,建一座西式亭子。特色是一盏大吊灯,做成一串葡萄的形状,所以都叫此亭为“葡萄亭”。黎元洪跟人谈不足为外人道的机密,总在此处。所以周树模这一说,黎元洪便知道是有要紧话,连陪客都不邀,只宾主二人在葡萄亭小酌。
  “听说副总统决定辞武义亲王。有没有这话?”
  “有啊!”黎元洪说,“我想不受。”
  “这是替湖北人保全了武昌起义的面子。前清变民国,民国没有皇帝,我们虽是清朝旧臣,出来做官,也不算‘贰臣’。如今项城称帝,我们弃旧臣而事叛臣,何以自解。”
  “嗯,嗯。”黎元洪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是敷衍地答应着。
  “我在前清,由翰林转御史,不过做到巡抚,尚且要避开,副总统在前清虽是混成协的协统,在民国可是位居第二。倘遇变故,就是中国的第一人。”周树模很恳切地说,“副总统,为民国、为湖北、为本身,应坚决不受这个王封。”
  黎元洪很重前清的科名,一向敬重周树模,现在听他说得大有道理,越发佩服,顿时将饶汉祥、夏寿康的话都丢开了。
  因此,袁世凯第二次再封,黎元洪仍旧决心不受。大礼官到门,黎元洪躲着不肯出来。随行的江朝宗不识趣,手捧诏令,跪在厅上,大喊:“请王爷受封!”
  黎元洪认为江朝宗简直是在“开搅”,不由得勃然大怒,大踏步出得厅来,左手撸起了右手的袖子,戟指骂道:“你在弹什么‘野棉花’?简直‘不要鼻子’!”
  气急得将湖北乡谈都急出来了,是骂江朝宗:“你在胡扯什么?简直不要脸!”江朝宗看“菩萨”竟然“金刚怒目”,知道动了真气,急忙赔罪:“王爷别动气,王爷别动气——”
  “还要‘王爷’!”黎元洪跺着脚骂,“‘清晨八早’的,你跑来‘嚼牙巴骨’‘狗扯羊腿’!替我快滚!”
  江朝宗狼狈而遁。黎元洪却又不免歉疚,觉得自己太过分了。这份歉疚,留到此刻,越为浓重,所以十分客气地拉着他的手说:“宇澄,你请坐下来谈。”
  “是!”江朝宗坐下来,只是臀部挨着椅子边缘,上身斜倾向前,“有话请大总统吩咐。”
  “噢,”黎元洪问金永炎,“你没有跟宇澄把话说明白?”
  “说了。不过,这应该大总统当面交代。”
  “不错,不错!”黎元洪连连点头,“宇澄,我想请你代理国务总理。”
  “是!”江朝宗很快地站起来请了一个安,“多谢大总统栽培。”
  “少礼、少礼。你请坐。”黎元洪又说,“不过,宇澄,锣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我先要跟你说清楚,代理不过代理副署一道命令。永炎跟你说过了?”
  “说过了。朝宗明白。”
  “明白就好。”黎元洪问金永炎,“还有什么话要我交代宇澄?”
  “没有了。”金永炎答说,“大总统请休息吧!我邀佛言一起跟宇澄办手续。”
  手续是江朝宗领受两道命令:一道是“派步军统领江朝宗暂兼国务总理”;一道是“江朝宗着免兼国务总理,仍回步军统领本职”。江朝宗所要做的事是,在解散国会的命令上副署。
  与此同时,饶汉祥正在大伤脑筋,如何拟一通电文解释解散国会,出尔反尔的苦衷,以期能够邀得国人的谅解。他说:“国会再开,成绩尚鲜,宪政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剂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堵在国会,请求解散者,呈电络绎,异口同声。元洪以约法无解散明文,未便破坏法律,曲徇众议,而解纷请难,智力俱穷,亟思逊位让贤,还我初服。”
  辞职不成,又当如何?不能不归罪于督军团。饶汉祥想了一会儿,接着写道:“乃各路兵队,逼兵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间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
  以下要谈到张勋了。问题是,张勋之来,要不要说是自己请来的。
  因为如说是自己请来调停国事,结果是以解散国会为先决条件,不免同谋之嫌,至少也要落个无知人之名的讥评。所以考虑下来,饶汉祥决定不提张勋入京的由来,甚至连名字都不必提。
  因此,堂堂大总统的通电,竟如有所忌讳:“安徽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述,如不即发明令,而行通电卸职,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引退,立启兵端。靡特国家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都门首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为自卫计,势必始以交涉,终以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
  写到这里,饶汉祥搁起笔来,细看一遍,对于“立启兵端”以下一段话,颇为得意,因为这不但暗示他一辞职,立即便会有复辟的局面出现,而且可能引起义和团之祸。
  解决了这个说恋栈为不能辞职的难题,下面的话就好说了。饶汉祥振笔疾书:“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祸,为保存共和国体、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得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
  写完再看,自己在“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祸”这两句上,密密加了圈,然后送到黎元洪的办公桌上。
  向来读饶汉祥的通电,是黎元洪的一大享受,摇头晃脑,回诵多时,才交下去照发。
  及至通电发表,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知道再住在京中,有为“辫帅”抓去的可能,所以留下一封信给黎元洪,离京南下。而就在同一天,康有为北上抵达天津了。
  原来张勋由于徐世昌兜头浇了冷水,对复辟一事,有些不大起劲。这一来真如俗语所说的,“皇帝不急,急煞太监”,胡嗣瑗与万绳栻商量,只有搬一个人来,才能鼓起张勋的兴致与勇气,这个人就是康有为。特地请了个他的世交,到上海去迎接。
  康有为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两个人,一个叫王乃澄,字病山,是陈散原的同年,一直在上海做遗老,但“首阳山”居亦不大易,听说要复辟了,跟着康有为来看看有什么机会,可以弄几文做遗老的本钱。
  再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人,与他的胞弟沈曾桐,都是前清的名翰林,一时有“双丁二陆”之目。他是康有为特地约了来的,由于他做过安徽提学使,所以康有为预备保荐他做“学部尚书”。复辟以后的“大臣”,内定的只有他跟张镇芳、雷震春与朱家宝。张镇芳抓财权,度支部尚书;雷震春抓军权,陆军部尚书;朱家宝抓官权,当专管地方、可以放县官的民政部尚书。
  此外自天津同车进京的,还有李经羲。他在黎元洪邀宴以后,第二天就溜到天津,避免纠缠。不过,对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之心”仍旧很热,所以一到天津,即投张勋。因为眼前没有张勋的支持,他的“地狱内阁”是组织不起来的。
  张勋当然也乐得利用他做个过渡,所以邀他同车。车上看报,发现江朝宗居然也发通电了,一开头说:“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一身,特为依法副署,借负完全责任。”
  “妙文,妙文!”李经羲大声说道,“责任还有‘借负’的,真是闻所未闻。”
  “这必又是饶大秘书的手笔,此公善造新名词。”万绳栻接口,“不知还有什么妙语。”
  下面倒是很老实的文章,说是:“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
  “自承违法,老实得可爱。”李经羲对张勋说,“绍轩,你倒不可不好好酬庸他。”
  因此,到了北京前门车站,张勋对于特地来迎接的江朝宗,颇假以辞色。江朝宗倒并不因为他眼前是“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代理国务总理而有骄色,礼貌称呼,依旧非常客气。
  他管康有为叫“康先生”,由于事先已有联络,康有为、沈曾植、王乃澄的行馆,已经预备好了。“康先生的公馆,备在贤良寺。”他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岂止合适?简直喜出望外。原来贤良寺本是清朝雍正年间,怡贤亲王的府邸。怡贤亲王病殁,袭爵的怡亲王迁居新府,原处改为怡贤亲王的专祠。余屋甚多,宏敞幽静,而且近在东华门外,进宫极其方便,所以曾国藩平定洪杨,入京就大学士之职时,便借住贤良寺;李鸿章亦复如此,每趟进京,都喜欢以贤良寺为行辕,庚子年入京议和,竟死在贤良寺。康有为从戊戌政变时,仓皇出京,此番重到京华,竟能如曾、李之以贤良寺为行馆,自是踌躇满志,不胜之喜了。
  张勋在京中是有住宅的,地址在南河沿。万绳栻、胡嗣瑗都住在他家。访客陆续不绝,臣门如市,胡同两端都派警察站岗。加以满街的辫子兵,三五成群,或则游荡,或则聚赌,随便就在路边坐下来,盘起辫子,解衣磅礴,呼幺喝六地赌得兴高采烈。北京的百姓,见过各式各样的兵,洋兵都见过八国之多,只有对张勋的部队,诧为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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