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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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昨晚上刘鲤门请你们吃花酒?”梁士诒问。
  “是的。”王议员跟梁士诒的关系其实很深,此时便将刘恩格所托之事,主动提出报告,然后说道,“我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事,看在同乡分上,不好意思。”
  “这样说,你是预备赴会?”
  “是的。赴会而不投票。”
  梁士诒大为摇头。“到那时只怕由不得你做主。”他说,“此中机牙甚深,不可不防。也许一次接一次,人情包围,逼得你非选曹仲珊不可。这且不去说它,问题是,一去就失掉立场,而且徒然得罪曹仲珊。”
  “这,这我倒不大明白了。”
  “我们讲逻辑。”梁士诒说,“我们的主张是把副总统留给西南,是不是?”
  “是啊!”
  “既然决定把副总统留给西南,就根本不必召集副总统选举会!”
  “啊,啊!”王议员恍然大悟,“我明白了,现在不是选谁的问题,是应不应该在这一次选副总统的问题。”
  “一点不错。如果根本不选副总统,曹仲珊没有话说。去了不选曹仲珊,那不是明明看不起他。而且,我还疑心,安福系是想嫁祸于人,到那时候他们对曹仲珊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安福系全体拥护你,无奈他人要跟你捣乱。经过疏通,也谈好了价钱,结果食言而肥,又有什么法子?”
  一听这话,王议员涨红了脸,又羞又气地说:“原来还有这么样的阴谋诡计在内,真太岂有此理!我看到——”
  “不,不!”梁士诒急忙拦阻,“我这也是猜测的话,并无根据,你不必生气,只谢绝就是。”
  因为如此,副总统选举会始终没有开成。徐世昌则在九月五日发表谦辞的“歌电”以后,由于各方劝进不绝,终于在九月十一日又发“真电”,表示接受。于是九月十六日那天,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捧呈大总统当选证书,面致颂词;徐世昌答词:“两院公推,义无可辞。此后厉行宪政,发扬国光。”当时决定,订于双十节正式就职。
  当天晚上,内务府现任大臣世续、绍英、耆龄请徐世昌吃饭,陪客是内务府前任的两大臣增崇、继禄。设席的地点是什刹海水滨的会贤堂,掌柜的是张之洞的厨子,遗老尽皆熟识,不足为奇。最难得的是官阶大小,以及某人曾为某人的僚属,而后来居上;某人与某人本是至好,因故反目,这些关系亦都烂熟于胸,所以称谓不错,忌讳不犯。礼节之周到,更是余事。因此,菜虽不怎么样出色,但遗老们都喜光顾此处。至于这天挑选会贤堂,更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是“关防严密”,说话不用避忌。
  酒过三巡,厨子戴着红缨帽来献过鱼翅,开始谈正经了。世续比徐世昌小一岁,口称“大哥”,他问:“大哥这趟出山,总有抱负,倒要请教。”
  徐世昌徐徐引杯,喝一口酒方始作答:“慰庭先不该错过癸丑年的时机,后不该闹什么洪宪!自误误国,我至今引以为憾。”
  所谓“癸丑年的时机”是指“二次革命”而言。徐世昌的意思,既然“二次革命”将革命党压了下去,就该重新匡扶清室,不此之图,所以说“错过时机”。以后洪宪称帝,自然更是胡闹了。
  “张绍轩呢,又太鲁莽割裂,不得人心。”
  “‘鲁莽割裂,不得人心’这八个字,可说是张绍轩的定评。”继禄感慨地说,“那时候,他要是肯推徐太傅来主持,大局早定,他自己也不至于身败名裂了。”
  “现在,”绍英兴奋地说,“徐太傅不是出来了吗?”
  “咱们这次出来,”徐世昌举杯说道,“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
  听得这句话,在座的人无不大感欣慰,因为徐世昌等于明白表示,还要来一次“复辟”,请幼主“亲政”。
  于是一起举杯,既是敬酒,亦是庆贺。绍英最为起劲,大声说道:“这个大典,自然是跟大婚一起办。”
  “是啊!”耆龄附和,“有德宗景皇帝的先例在。”
  德宗是大婚之后,接着亲政,溥仪如果照这个例子办,等徐世昌这一任大总统任期届满,在年龄上来说,恰好相当,真是顺理成章的事。
  由于大家都有这样的了解,信心倍增,席间的气氛也就更融洽了。不过,徐世昌却不肯多谈,只说:“绍轩愚忠可悯,等我接了事,总要把他洗刷出来。”
  “是,是!应该,应该!”一直不曾开口的增崇说道,“还有康长素,似乎也应该有所安慰。”
  康长素便是康有为。复辟失败,他一直躲在美国公使馆,一直到冬天,才由美国公使芮恩施助他脱出北京,回到上海作了一首诗:“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落日泪潸潸。”所用的《山海经》上的典故,都是骂他的得意高足梁启超。
  但徐世昌对康有为的事不愿多管,因为他有一封《致徐太傅书》,长达五千言,公开发表在《不忍》杂志上,对徐世昌不无微词,彼此的感情已濒于破裂的边缘了。
  段祺瑞决定辞职。徐世昌亦无意用他当国务总理,但仍旧让他保留着督办参战处,又加上一个“管理将军府”的名义,算是武将的首领。
  徐树铮聪明反被聪明误,搞得四面楚歌,与张作霖是闹翻了,连带杨宇霆亦被撤职,跟曹锟只差没有公开翻脸。不过段祺瑞对他的信任,始终不改,将他派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长。同时由徐树铮与曹汝霖策划,以满蒙四铁路及根据中日军事合作协定,一共借到日元六千万元,由徐树铮专心编练三个师,以备他日复起的本钱。
  副总统的问题,不曾解决,安福系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十月九日又召集了一次选举会,结果仍旧是由于旧交通系及研究系的抵制而流会。
  副总统无法选出,原在徐世昌意料之中,而且亦是他所期待的。因为他已看得很透,武力统一这条路,就算能够走通,也不是段祺瑞的事。自己没有军队,也没有像吴佩孚、冯玉祥那种派出去多少可以放心的亲信部将,光靠徐树铮一个人,不能成大事。两次出兵,劳师动众,结果扰民有余而不知战功在何处。
  默察民国成立以来,连年战乱相寻,徐世昌亦深有所悟,袁世凯亦战亦和的那种手法,很难运用,而且后患无穷。只有偃武修文,才是治国的大道,亦是富贵的正途。偃武自然要谋和,所以与梁士诒定下务必与西南妥协的决策。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他不但要将副总统留给西南,而且内阁亦不改组,只命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国务总理,其余一仍其旧,意思是南北议和成功后,再组织一个延揽各方英才、统一团结的新内阁。
  这是他对外的一面,还有对内的一面,那就是跟清室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他的一笔政治资本,但也是一个包袱。说“替幼主摄政”,不过是一个空心汤圆,但表面上不能不做出“心存魏阙”的姿态,所以就职以后,表示不愿在历任大总统治事之所的怀仁堂办公,因为西苑是禁苑,非臣下所宜居。
  这一来公府就得另觅地点了。恰好有个现成的地方,就是摄政王府。
  醇王府本来在西城宣武门内太平湖,由于光绪出生在这里,等他一做了皇帝,醇王府称为“潜邸”,必须单独保留。于是醇王迁至什刹海银锭桥畔,原来的庆王府,亦是和珅的旧居,以位置在地安门外,所以称为“北府”。
  及至溥仪入承大统,小醇王载沣以皇帝本生父而为“摄政王”,体制尊崇,不同于一般的亲王,应该另建摄政王府。当时挑定西苑三座桥边一方空地,鸠工兴建,及第落成,清祚已终,因而一直空置在那里,改为公府,颇为相宜。
  此外,他又表示,他的秘书长用不着槃槃大才,所以派了三流政客吴笈孙。凡此种种,都要表现出他是谦退无所作为的模样,但暗地里却颇为积极,尤其是行政方面。
  在他当选之初,第一个约谈的就是曹汝霖,请他吃饭,邀了陆宗舆作陪。席间率直要求他继掌交通,仍旧进行日本借款。
  他说:“此非你莫办。你能帮段芝泉,当然也能帮我。今天我特为约了闰生在一起,就是要跟你约定,以后有事,我们三个人先商量。我想请闰生当币制局总裁,交通、财政两部都没有人,随你挑。”又说,“南北议和,很有希望,我跟岑云阶本来是同僚,而且已经有了联系。不过,这件事,时机还未成熟,消息不可外泄。”
  曹汝霖为他说动了,立即着手进行借款。其时日本的内阁,由于所谓“米骚动”——米价大涨,各地发生暴动,造成了寺内正毅的崩溃,由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此人被称为“平民宰相”,他的内阁除去陆、海、外三相以外,其余阁员都是政党出身。他的对华政策,与寺内相反,因为寺内遭人攻击,对于中国事务过分参与,所以他以不干涉中国内政标榜,当然也就不愿借款了。
  于是驻日本的公使章宗祥,求助于日本的外相后藤新平。此人以台湾民政长官起家,一度担任过南满铁路总裁。那时东三省新设总督,第一任总督正是徐世昌,与后藤很熟。以此渊源,后藤答应帮忙,找银行承借。
  日本银行方面允借日元两千万元,但提出一个条件,须以在山东的高徐、顺济两铁路的“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这原来是许了德国的,由于中国对德宣战,原来约定自然作废。双方秘密往返折冲,将近成功时,忽然有八家报纸,同时登载这条消息,舆论大哗,但借款合约还是签订了。以后调查,是交通次长叶恭绰特意泄露机密,目的当然是在打击曹汝霖。
  到得第二年巴黎和会,日本提出继承德国在华权益的主张,说是中国早经同意,证据是章宗祥与后藤谈判以高徐、顺济两铁路权作借款担保时,双方交换照会,日方列举六项提议,包括中日合办胶济路、日本代为训练警察等等。章宗祥的复文中表示:“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英、法、美三国代表,亦竟支持日本的立场,在和会中决议,同意将战前德国在胶州及山东的各项权利,让与日本。中国代表力争无效,交涉归于彻底失败,但中国代表拒绝签字。
  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愤激,尤其是热血青年,认为“欣然同意”即是甘心卖国,因此与青岛问题有关的三个人,前后两任驻日公使陆宗舆、章宗祥,交通部长曹汝霖,成为众矢之的。
  到了五月四日那天中午,徐世昌正在集灵囿的公府,设宴为最近返国的章宗祥洗尘,曹汝霖、陆宗舆及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座作陪时,承宣官进来报告,说:“吴总监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一千多人,手拿白旗,上写标语,说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各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忙回家,因为学生要游行。”
  一听报告,相顾失色。曹汝霖便即说道:“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怎么样?现在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免我的职。”
  “学生胡闹,学生胡闹!”徐世昌急忙加以抚慰,“你不必介意。”接着又转脸向钱能训说:“干臣,你马上打电话给吴镜潭,学生的队伍,想法子赶紧解散,不许游行。”
  钱能训答应着,匆匆离座而去。一席盛筵,自亦没有人再有心思享用,草草终场。徐世昌入内休息,钱能训便约宾客到他办公室里去坐。
  “我得赶回去。”陆宗舆说完,连告辞都顾不得,拿起帽子就走。
  曹汝霖与章宗祥跟着钱能训到办公室,看他打电话跟吴炳湘联络。据说人多口杂,不易解散。过了一会儿,徐世昌派人来问:解散了没有?钱能训正要再问吴炳湘,不道对方先来了电话。
  “报告总理,”吴炳湘在电话中说,“我正费尽口舌在劝他们解散,香岩忽然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就由他去办,我不管了。”
  香岩是指段芝贵——徐世昌在上年十二月二十,始提名钱能训组阁,陆军总长由靳云鹏继任,段芝贵调为卫戍司令,是北京的最高治安首长。吴炳湘无法跟他争执,只好向内阁总理表明态度。
  于是钱能训在电话中找到段芝贵,告诉他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的时候,用不着出队伍。总而言之,这件事交给镜潭去办,请你不必过问。”
  不一会儿,段芝贵来电话,说照吴炳湘的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吓唬吓唬学生。接着是吴炳湘愤愤不平地来电申诉,段芝贵一意孤行,他非“摔纱帽”不可。钱能训左右为难,电话忙个不停,一面劝吴炳湘顾全大局,一面劝段芝贵不必多事。而双方又各执一词,无法调和。见此光景,曹汝霖坐不住了。
  “仲和,”他起身向章宗祥说,“咱们走吧!”
  钱能训手中一个话筒,而另一架电话铃又响了,忙得不可开交,无法起身相送,只能扬一扬手致意。曹汝霖、章宗祥亦就不必再等他话完道别,出来坐上汽车就走。
  一路平静,到家坐定了正在谈话,警察厅派来三十多名警察保护。队长姓顾,见了曹汝霖请示:“怎么保护法?”
  “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
  “上头命令,对学生要‘文明对待’,所以连警棍都不拿。”顾队长踌躇着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样保护。”
  “你们瞧着办好了!”曹汝霖唯有报以苦笑。
  于是顾队长想了一下,关照他的“兄弟”说:“找东西,把大门堵起来。”
  正在找石块、木板堵门时,来了个不速之客丁士源。
  丁士源是曹汝霖所派的京绥铁路局长,此行专为报信而来——北大等十四校学生,本在天安门前广场举行示威大会,会后结队游行,预备到使馆向英、美、法各国公使表示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强占山东的愤激,请求国际主持公道。到得东交民巷西口被阻,决定改推代表到使馆接头,大队往东。恰好丁士源经过,听得有人在说:“赵家楼、赵家楼!”知道目标是曹家了。
  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分为两部分,西面是中式楼房,东面是加盖的西式平房,供他的父亲曹成达颐养之用。
  接到警报时,曹汝霖立即到东面去看老父。这时呐喊之声,越来越近,不久,已可看到墙外白旗一簇一簇通过,接着擂门如鼓。曹成达神色惊惶地说:“你赶快躲开。”
  话犹未终,墙外飞进来拳大一石,直奔曹成达。有个丫头机警,急忙横身一挡。曹汝霖便将他父亲扶进屋去。然后复回西面,躲入一间储藏室,两面两间房,一间是大太太的卧室,一间是两个女儿的绣阁。刚刚躲好,只听得砰然巨响,人声嘈杂,接下来是稀里哗啦,一片乱响。心知学生已经冲开大门在砸东西了。
  从声音中听得出来,先打客厅,后砸书房,接下来到了他女儿的房间。曹汝霖从缝隙中张望,只见有的摔花瓶、摔香水,有的在拆铁床作武器。这一下如虎添翼,气势更猛。
  到了曹太太卧室,用铁床的柱子撞开了门,有个学生问道:“曹汝霖呢?”
  “他到公府吃饭去了。”曹太太答说,“不知道回来没有。”
  学生便不再问,开始砸东西。曹太太卧室中的镜子很多,砸碎梳妆台和衣橱上的大玻璃镜的声音,令人惊心动魄。
  等声音稍低,只听曹太太提出质问:“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
  “对卖国贼用不着客气。”有个学生高声说道,“搜查文件,一定有卖国的证据。”
  于是开抽斗、开柜子、撕纸张的声音,此起彼落。接着哗啦啦一响,又是好几双脚乱踩乱踏的声音。曹汝霖从门缝中望出去,才知道是在糟蹋曹太太的首饰。
  “走!”有个人说,似乎是指挥的首领,“东面还有房子。”
  曹汝霖大为着急,怕老父受辱,真想冲出去援救。转念一想,有三十几个警察在,看到要伤人,一定不会袖手,心里比较踏实了。
  于是屏声息气,侧耳静听,不曾听到啼哭求救之声,更为放心。但突然听到一阵狂喊:“火,火!”
  原来学生最后打到汽车房,除了捣毁汽车以外,有现成的汽油,客厅、书房到处乱洒,然后划一根火柴投了出去,熊熊大火,立即蔓延。
  这一下急坏了章宗祥,他本来是由曹家听差安排,躲在置锅炉的地下室,又小又黑,气闷难受,现在一听火起,如果火焰封住出口,非活活烧死不可。于是不假思索地往外便跑,直奔后门,正好陷入重围。他是照日本天皇召宴文官的规矩,穿了晨礼服去赴徐世昌的午宴,而曹汝霖以交长兼摄财政,红极一时之际,就有一张穿晨礼服的照片,发表在报上,因而被学生误认,大喊:“打曹汝霖。”
  章宗祥不及分辩,亦无从分辩,在重围中狼奔豕突,不想后脑上着了一铁杆,即时仆倒。
  那时丁士源还没有走,向警察队长说道:“现在学生放火伤人,已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
  警察队长只报以苦笑。其时恰好来了个日本人,是曹汝霖的朋友,名叫中江丑吉。一见章宗祥倒在地上,推开学生去救人,将章宗祥连抱带拖,出了曹家后门,躲入对面油盐店。放下章宗祥,他自己当门而立,抵挡撵了来的学生。
  正不得开交的当儿,吴炳湘坐汽车赶到了,后面还有一车警察。
  “拿人!”吴炳湘大喝一声。
  于是前后两批警察,动手捕人。学生四散奔逃,机警腿快的,幸得无事,但也还抓了二十多个人。
  这时消防队亦已赶到,等火救熄,房子已烧了一大半,幸喜不曾伤人。吴炳湘找到曹汝霖,躬身道歉:“保护不周,让总长跟老太爷受惊了。”
  曹汝霖脸色铁青,只答了句:“你的警察太文明了!”随即将脸扭了过去。
  于是吴炳湘跟丁士源商量,先将曹家送到六国饭店安置。章宗祥是早就先送日本同仁医院了,据说全身受伤五十六处。曹汝霖特为去探了病,回到六国饭店,随即来了一连串的访客。
  第一个是教育部长傅增湘,他在前清当过直隶提学使,曹汝霖跟他是老朋友,接受了他的慰问。
  对第二个访客就不大客气了。这个访客是公府秘书长吴笈孙,据说他在外“放空气”,指曹汝霖跟日本在接头,准备拥段倒徐,这一次章宗祥就是为这件事回国来的。曹汝霖先不信这种谣言,以后打听到吴笈孙在半壁街的寓所中,每天都有集会专门商议如何对付段祺瑞。他才知道吴笈孙居心确实可鄙,因而对他大为不满。
  “府上烧得怎么样?”吴笈孙问。
  “我哪知道。你自己去看好了。”
  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吴笈孙没有勇气再说别的话,曹汝霖亦有意让他“坐冰桶”,默然相对,这是不下逐客令之逐客。吴笈孙告辞时,主人自觉身在难中,礼节疏略,理所当然,竟连送都不送。客人尚未出套房,他已回身向里了。
  吴笈孙一回去,对曹汝霖当然没有好话。照中国人的礼貌,人家来慰问,总是好意,应当很恭敬地招待,何况吴笈孙代表大总统徐世昌,是“钦使”的身份。纵不说照前清的规矩,曹汝霖应率领阖家男丁,在大门外跪接钦使,至少不看僧面看佛面,亦不应如此傲慢无礼。因此,徐世昌认为曹汝霖的敌意很深,拥段倒徐之说,绝非空穴来风。
  这一下,凡有任何不利于曹汝霖的建议,就很容易见听了。其时“五四”风潮,迅即蔓延各地,在上海尤为激烈。吴笈孙就劝徐世昌,顺应上海、北京学生代表的要求,先撤换对日外交的主要人员,但处分驻外使节,会令驻在国大感难堪,因此章宗祥暂保无事,曹汝霖与陆宗舆,不妨作为牺牲。
  但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另有一套安排,先关照吴炳湘派人将曹汝霖的父亲,送到天津。接着将曹汝霖全家安置在西苑北海的“团城”,名为保护,实际隔绝。结果是,吴笈孙向报界私下表示,曹汝霖与陆宗舆已提出辞呈,实际上是想“放空气”暗示曹汝霖,该引咎辞职了。
  曹汝霖倒确有此意,但段祺瑞不赞成。他亲自到团城去看曹汝霖,说这趟学生暴动,目的是对付他,不想竟伤了曹汝霖与章宗祥,深感抱歉。
  “总理亦不必介意,总之是我自己对立身处世,不甚了了。经过这一番刺激,荣辱得失,我亦看开了。我打算今天或明天就把辞呈送了出去。”
  “你不要辞,万不可辞。”段祺瑞说,“我倒要看看,东海究竟有多少力量。”
  曹汝霖便照他的意思,决定不辞。此时“五四”事件,已经发展为一种运动,青年学生积愤于军阀的祸国殃民,发出各种救国的呼吁。当然最尖锐的问题是,警方逮捕了二十多名学生,全国各地纷纷要求,尽快释放。但内阁为了维持威信,始终不肯作任何让步,反而提出解散北京大学的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极力反对,而且为此辞职。
  不过,有一步棋是徐世昌走对了,利用当前的情势,秘密活动外交团,建议他们的政府,同意对华禁运军火的协定。英国公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共计有十二个国家参加此项禁运协定,直到中国统一,才会解禁。
  统一需要南北议和,但双方立场本来就有距离;适逢其会地由山东问题引发的外交难局,以及风起云涌的用罢课罢市等等激烈手段,作为对北洋军阀抗议而造成的混乱,越发拉长了彼此的距离,南北和议终于破裂了。
  和议破裂并不表示徐世昌的政策失败,但对段系却等于一种鼓励,谈和谈不成,又有越演越烈的学生风潮,政局岂不是又该有所变动?这一回的主谋,除了徐树铮,还有丁士源,他本来是曹汝霖所派的京绥铁路局局长,最近又兼了京汉路,利用两局的公款,作为初步活动的资本。
  第二步是由徐树铮利用“筹边”的名义募集巨款——欧战结束,“督办参战事务处”迟早要取消。徐树铮跟段祺瑞商量,先就有了一着棋,向徐世昌提了一个“西北筹边条陈”,这是从左宗棠而起的壮图,徐世昌没有不支持的道理,交国务院会议通过后,在四月间明令派徐树铮兼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负责执行他自己所提出的筹边办法。
  办法中第一条是修建铁路。徐树铮认为最急要的一条路线是从归绥到恰克图,全长两千余里。筑路工程费每里以两万元计算,共需五千万元,钱从何来?
  唯一的办法是发行公债。徐树铮建议发行“边业公债”五千万元。所谓“边业”就是开发西北的矿产、畜牧等等事业,作为这一批公债的担保。想法不错,问题是五千万的公债由谁来买?徐树铮便又想了一个办法,这批公债不必先卖,拿来抵押两三百万元。另外设一家“边业银行”,招募商股三四百万,合计以六百万元为目标。以六百万为准备金,起码可以发行一千两百万元的钞票,拿来举办各种“边业”,着手修路。路工一开,信用建立,再赎回公债,公开发行,国内外一定抢着购买。他说这叫作“步步为营之策”。
  可是问题又来了,第一步如何跨开?当然,这也早就在顾虑之中,而且有了解决办法。由丁士源跟日本财阀之一的大仓喜八郎接头,拿边业公债押给他,只需付一小部分现款,大部分以军火作价抵付。大仓喜八郎是靠明治时代日本的内战“西南战争”,及日俄战争起家的大军火商。丁士源跟他很熟,一谈就成功。
  这批军火拿来作何用处?徐树铮的计划先占据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再以武力沿长江南下,王占元可以利诱,陈光远可以威胁;只剩李纯一个人,如果不肯就范,索性就以武力解决了他,或者策动他的部下如齐燮元,造成一次肘腋之变,取而代之。
  以半壁街吴笈孙住宅为中心的“东海系”,一看形势险恶,国会又操纵在安福系手中,倘或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动摇根本,只怕徐世昌连大总统都做不下去,因此,决定委曲求全。
  于是徐世昌连下两次命令,责成警察总监,制止风潮,维护治安,并将被捕学生移送法庭讯办。这一来,舆论越发大哗,学潮亦极激烈,教育部长傅增湘避往西山,请求另简贤能,接掌部务。北大校长蔡元培留书辞职,径自出京南下,回绍兴原籍。接着北京各校罢课,十三名专科学校校长与内阁总理钱能训谈判并无结果,全体引咎辞职。众望所归的徐世昌,搞成这样一个焦头烂额的局面,实在也是始料所不及。
  但是,此人深谙黄老之学,阴柔的功夫到了家,居然好整以暇,一叶扁舟,飘渡北海,登上团城去探望曹汝霖。
  这是曹汝霖毁家后,与徐世昌第一次见面。但徐世昌既不谈政事,亦不提火烧赵家楼那段不愉快的回忆,只问问他的起居,谈些闲话。看看天色将暮,起身告辞。
  曹汝霖自然要送他登舟,一路下来,先到玉佛殿。徐世昌站住了脚,大谈掌故,说玉佛是乾隆年间,暹罗所进贡;看到数十株栝树,他说此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才有,团城特别多,不知何故。
  一面谈,一面走,到得船埠,徐世昌站住脚又说:“我留一条小船在这里,你没有事,可以坐船去逛逛。北海的鱼很多,垂钓亦可消遣。”
  “是!”曹汝霖只好称谢,“多谢大总统。”
  “你带书来了没有?”
  “没有。”
  “我派人送书给你。”徐世昌又说,“你有什么需要,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
  第二天果然有人送来一部书,叫作《东三省政书》,是徐世昌当东三省总督的政事记录,印得很讲究,但内容枯燥无味,曹汝霖亦看不下去。每日多暇,坐了徐世昌留下的小船,到北海园林之一的静心斋,去探望在那里养伤的章宗祥。
  “今天有人来告诉我,学潮息而复起,是有组织的。”章宗祥忽然问说,“你跟林长民的交情本来不坏,是不是最近闹翻了?”
  “最近没有啊!”曹汝霖诧异地问,“他怎么啦?”
  “他大骂亲日派,对你攻击得更厉害。”章宗祥又说,“他在大街上演说,还抬了口棺木在那里。”
  “这又是为什么?”
  以棺木自随,当然是不惜一死的表示。这一点,林长民的做法有欠厚道。他在演说中,攻击曹汝霖不但想出卖山东,还想出卖中国;签了二十一条还不够,将来还会与日本签订中日合并条约。又说:“你们在学校里读书,只怕还不知道。这个人的权力很大,他很可能会杀我。我不怕,我拼出一条命去,要跟他斗到底。所以我预备了棺木在这里。”
  “我哪里有杀人的权力?就是有此权力,我像个杀人的人吗?他这样说法,用心实在太恶毒了一点!”
  “是啊!我觉得很奇怪。去年你还推荐他当东海的秘书长。虽因东海表示,他的秘书长不必槃槃大才而未用,到底有推毂之雅。何至于怨毒如此之深?你倒再想想看,总有无意中大大得罪了他的地方吧?”
  曹汝霖想了好一会儿,突然记起。“要嘛,就是这件事。”他说,“去年过年,他打电话跟我借三千块钱济急,我答应了。哪知年下事多,每天会客商量公事到晚上一两点钟,把他的这桩小事忘记了。到年初五想了起来,赶紧给他送去,哪知他拒而不纳。想来是为了这件事,对我不满。”
  “可不是!你认为是小事,在他是大事。”章宗祥说,“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福建最忌。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曹汝霖想不到无意中会触犯人家这样一个忌讳!为好反成怨,始料所不及。但毕竟只是私怨细故,竟当作深仇大恨,林长民气量之狭,于此可见。曹汝霖默识于心,付之一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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