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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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直系的计划是,旧国会恢复,推举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作为过渡。然后另行布置一个局面,让曹锟来过一过大总统的瘾——这是“保派”的想法,“洛派”并不知情。
  黎元洪仍旧住在东厂胡同,弃政从商,与美国的一个政客,组织了一家中美实业公司,担任董事长的名义。这家公司的规模很大,业务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进出口,进口以汽车及电气材料为主;出口是土产,无非大豆、猪鬃、桐油之类。一部分是在西北屯田造林,有蒙古王公投入大片土地作为资本,因此副董事长是蒙古阿拉善旗的亲王塔旺布里甲拉。此外,华籍董事还有张勋、冯禄阁等失意而多金的“将军”。公司的组织除董事会之外,采取总裁制,总裁、副总裁都姓王,一个是民国第一任直隶总督,因袁世凯反对,未曾到任且引起政潮,使得唐绍仪愤而辞职的王芝祥,一个是前清曾护理川督的王人文,其他高级职员亦莫不有显赫的经历,唯一的例外是总文书薛观澜,才二十五六岁。此人是无锡人,曾国藩的幕友、“老洋务”薛福成的孙子。他之得任总文书,由于两项资格:第一,是袁世凯的女婿;第二,留学美国多年,精通英语。
  黎元洪本人不大管事,燕居多暇,喜欢听戏,尤其喜欢捧坤伶。其时天桥刚刚开辟,仿照上海大世界的格局,设立一座“城南游艺园”,请了一班“髦儿戏”——清一色坤伶组成的京戏班子。黎元洪迷上了一个色艺双绝的金少梅,排日捧场。这天曹锟、吴佩孚、齐燮元、阎锡山、孙传芳联名拥戴黎元洪的通电一发出去,卫戍司令王怀庆带了一批兵赶到城南游艺园,观众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大起恐慌。到后来才知道,是王怀庆特为来接黎元洪回城。曹锟兄弟及张志潭等人,都在黎家等着劝驾。
  “我不能干!”他是早就听他的一班智囊替他筹划好的,“那么多督军,个个是我婆婆,那么多兵,连‘财神’梁燕孙都应付不了,虽说责任内阁,到时发不出饷,还不是到公府来闹!不干、不干!懒得缠!”他乱摇着手。
  “宋老,”黎元洪字宋卿,所以曹锟如此称呼,“众望所归,不必谦辞。至于裁兵,这件事总好商量。”
  黎元洪答应考虑后再作答复,当天便回天津,与智囊密议,多说良机不再,应该接受。黎元洪当然也知道,倘来富贵,天与而不取,未免太傻。只是照例须做作一番,所以先发一个谦谢的通电,接着便由饶汉祥起稿,预备了提出“废督裁兵”的主张,作为“勉为其难”的交换条件。
  其时“保派”已经在准备组阁了,当然再次劝进。黎元洪便在六月六日发了一通“鱼电”。全文三千余字,自问自答,拖沓无比,但“废督裁兵”四字,极为响亮。全国舆论,一致赞许。曹锟、吴佩孚自是通电响应。于是由两院议长、直隶士绅,奉迎黎元洪入京,在六月十一日暂行大总统职权。
  就在这一天,奉、直两军在山海关大打特打。原来奉军本来邀请一个久在国外传教的英国人活动外交团调停议和,尚无结果。奉军看直系保、洛两派都在忙着推黎元洪上台,顾不到前线军事,因而在黎元洪就职的那天,发动反击。直军吃了亏,急调援军全力反攻,一连五天,剧战不休。直军王承斌、彭寿莘两部,调兵由九门口绕出长城,进攻奉军,这一下奉军便非讲和不可了。
  张作霖是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仍请英国传教士居间;一方面派人到天津与北京活动。总算王承斌讲交情,全力斡旋,在秦皇岛的英国军舰上获得协议,由奉军代表孙烈臣、张学良与直军代表王承斌、彭寿莘签订了合约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划定滦州迤东出关到锦州迤西一带为“中立地”。双方在中立地驻兵,不得超过一旅以上。
  “老帅”铩羽而归,锐气未倒。一回奉天,立即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以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实际上是郭松龄“当家”,奉军的新编制、训练计划、军需独立制度,都由他一手拟订。所有的部队,编为二十七个步兵旅,五个骑兵旅,仍旧保持三个师的番号,二十七师师长张学良,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暂编第一师师长张景惠当然不能再干了,由李景林升任。郭松龄是第二旅旅长,新近投效的张宗昌所部,编为第三旅。此外又成立海、空军,海军司令沈鸿烈,空军司令由张学良兼任。兵工厂、讲武堂都扩充了。
  经此一番整理,除了吴俊升、万福麟、汤玉麟等少数老将以外,尽是新军的天下。但“士官派”及“讲武堂派”壁垒分明,而游离于两派之间,既崇“老帅”、又捧“少帅”的有李景林、张宗昌。不过张作霖的号令足以贯彻,所以暗中虽有派系,表面却很团结。
  相反地,直系的裂痕却越来越深了。只就内阁的成员来看,北洋政府的“太上皇”应该是吴佩孚而非曹锟。
  照黎元洪的想法,旧国会既已恢复,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算是有了交代,很想搞成形式上的南北合作,所以坚决主张,要请南方,特别是广东人来组阁。直系方面,吴佩孚曾有两次通电,“派何人组阁乃元首之特权”,自不便表示反对。曹锟左右则以为连黎元洪都是过渡,内阁总理自也是一样,根本不必反对。因此,黎元洪先派原来代理阁揆的颜惠庆“看守”内阁到八月一日,旧国会正式开会,然后提名护法政府外交部部长兼广东省省长,高龄八十有一的老外交家伍廷芳组阁。不过就在黎元洪接事的第六天,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伍廷芳悲愤得疾,不过一个星期的工夫,就让陈炯明活活地气死了。
  于是目标移向唐绍仪。北洋军阀拿他看成死对头,自然不敢到任,便由从司法总长转任教育总长的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吴佩孚公开支持王宠惠组阁。而阁员中,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山东蓬莱的小同乡,且为亲信;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保派”却只得一个农商总长高凌霨。
  张绍曾虽跟“保派”接近,孙丹林、高恩洪却只认得吴佩孚,不买“保派”的账。吴佩孚甚至将曹锐的直隶省长都搞掉了。两派感情之恶劣,亦就可想而知。
  但黎元洪却自得其乐,依旧经常轻车简从,到城南游艺园去捧金少梅。那里是大众化的娱乐场所,达官贵人绝少涉足,平民百姓也不知道这个高踞包厢,面团团如当铺朝奉的老翁,就是当今大总统。除非两个人去了,他才会受到注意。
  这两个人,一个是薛观澜,他正在为梅兰芳拉拢福芝芳,所以排日捧场;一个是前清做过广东水师提督的四川人李准。他本是广东的道员,自文改武,本通文墨,喜欢编戏,但场子稀松,情节啰唆,够资格自排新戏的名角,都不愿用他的本子,只有城南游艺园的班子无所谓,用了他的本子,他自然每天要来捧场。
  这天两人在池座,仍然发现黎元洪在包厢中,双双起立向后转,恭恭敬敬一鞠躬。观众大为诧异,不知是怎么回事。问看座儿的才知道大总统与民同乐,不免指指点点,相顾私议。黎元洪便坐不住了,临走时交代卫士,要薛观澜去见他。
  于是第二天上午,薛观澜驱车到了东厂胡同。一递名片,立即延见,不待客人落座,便用申斥的语气说:“汇东,怎么袁二小姐把她的婆婆气死了?你要负责。”
  薛观澜一愣,随即不客气地说:“哪有这回事!我带着内人奔丧回籍,先母得病时,内人根本不在无锡,从哪里去气先母?而况内人贤淑,最得先母欢心的。”
  “请大总统明鉴,椿年与汇东尊人有同年之雅,椿年力保汇东,必无此事。”
  薛观澜这时才发现财政部次长赵椿年在座。亏得有他这一“保”,黎元洪方始色霁,连声说道:“坐、坐!我有事托你。”
  见此光景,赵椿年知趣,站起来说:“大总统没有别的吩咐,椿年就告辞了。”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不必避开。我托汇东的事,你亦不妨参与参与意见。”黎元洪说,“转眼双十节到了,今年北大蔡校长发起举行国民裁兵运动大会,会后还有游行。我呢,这天要到南苑阅兵,发表演说。晚上来唱个堂会,庆祝一下,你看如何?”
  “国庆唱戏庆祝,自然应该。”
  “那么,你来提调。”
  “这可不敢当。”薛观澜说,“公府自有事务人员,何容我越俎代庖?”
  “你不必居名义,算替我私人帮忙。这总可以吧!”
  “是!大总统这么说,我岂敢不效劳?请大总统吩咐。”
  “我想找余叔岩唱大轴。你看烦他一出什么戏?”
  薛观澜跟余叔岩私交最好,几乎无一天不在一起。眼前正走红之际,若能在公府堂会唱大轴,更如锦上添花。所以薛观澜很起劲地说:“叔岩的拿手是‘四打’,《打棍出箱》《打渔杀家》《打鼓骂曹》《打侄上坟》。随大总统挑,我来关照他就是。”
  “《打鼓骂曹》不好,曹仲珊会多心。《打渔杀家》也不好,以为是骂贪官。《打侄上坟》更不好,东海没有儿子,听说承继的侄子也不怎么成材,别以为陈伯愚是指他。”
  “那就只有《打棍出箱》了。”赵椿年插嘴,“叔岩一出场,将鞋子甩在头顶上,是绝活。”
  “好!就是《打棍出箱》。压轴呢?”
  “压轴照例是武戏。叔岩唱大轴,前面就得小楼的码子才相称。”薛观澜为了替余叔岩生色,随又建议,“让小楼跟兰芳唱一回《霸王别姬》。”
  “妙!”赵椿年赞叹着,“凭这压轴跟大轴,可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汇东,在压轴与大轴之间,我想添一出戏。”
  “那也可以。添一出玩笑小戏好了。”
  “这得什么角儿来唱?”黎元洪问。
  这一问将个公子哥儿的薛观澜问住了。压轴与大轴之间垫一出玩笑小戏,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譬如唱大轴的角色因事误场,赶到犹须扮戏,看需要多少时间,临时决定填一出多大幅度的戏。事非恒有,所以无成例可援,薛观澜只好含混答说:“那不一定。”
  “既然不一定,我想把金少梅的戏码摆在这里。汇东,你看行不行?”
  原来黎元洪是要借杨、梅、余所谓“三大贤”的声光,来捧他的爱宠,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便即答说:“当然行!大总统特烦,后台不会说话。”
  “小楼他们不会不高兴吧?”
  这很难说。不过只要招呼打在前面,应该没有问题。薛观澜心想,黎元洪要他来提调,正是为此,因而慨然答说:“大总统请放心,我来跟小楼说。”
  “好!那就托你了。”
  “理当效劳。”薛观澜顺口问道,“金少梅预备唱什么?”
  “是李直绳编的《婴宁一笑缘》。”
  李直绳就是李准。这出《婴宁一笑缘》取材《聊斋志异》,是他特为金少梅所编。薛观澜已看过“响排”,情节松懈,了无可取。但亦不必直言,唯唯而已。
  辞了出来,薛观澜便到余家。余叔岩正在吊嗓子,等他吊完一段他祖父余三胜的拿手戏《马鞍山》,坐下来喝茶时,薛观澜说:“双十节公府有堂会,我替你争了个大轴,戏码也替你答应下来了,是《打棍出箱》。”
  “呃,”余叔岩问道,“倒第二呢?”
  “倒第二”便是压轴。薛观澜答说:“你先别问倒第二,倒第三是小楼、兰芳的《霸王别姬》。黎菩萨捧金少梅,让她唱倒第二,无所谓吧?”
  “人是无所谓,要看戏。”
  “是李直绳编的新戏,稀松平常。”
  听得这话,余叔岩便与他的管事姚玉美对看了一眼,问一句:“怎么样?”
  “我看,让杨、梅的《霸王别姬》唱大轴吧!有金少梅的这出戏在前面,把场子弄冷了,唱大轴很吃力。”
  这一下提醒了薛观澜,已经听过杨、梅的《霸王别姬》,谁还要听金少梅的新戏?而况到此已夜深人倦,座客很可能陆续“抽签”,余叔岩岂非受到她的累?
  于是他说:“这话不错,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大轴子不妨让一让,照道理也应该让。”
  余叔岩是谭鑫培的学生,喜欢人家称他“谭派”。对他最大的恭维是,说他“真谭派”。因为如此敬重师门,所以凡是与谭鑫培有渊源的伶人,亦都为他所尊重。杨小楼不必说,梅兰芳亦为谭鑫培配过戏,说起来都是前辈,照道理亦应相让,而况又可落个敬老尊贤的名声,何乐不为?
  宴客及堂会,都在西苑的中海。这里有一座精舍,铺地用紫绿石板,形如锦缎,其名春藕斋,相传是咸丰以前的皇帝,偶尔要放诞一下,会开无遮的秘戏之处。但自冯国璋时代起,春藕斋是大总统办公室。
  与春藕斋相对的是居仁堂,本名海宴堂,用来招待外宾。袁世凯当总统时,听政于此,改名居仁。冯国璋则用来安顿他的眷属。以后徐世昌因为曾为前朝宰辅,不敢入居别苑,改设公府于集灵囿。黎元洪仍以春藕斋为办公处,不过家住东厂胡同,居仁堂便恢复为宴飨宾客之所。这天盛宴宏开,用的是西餐;宴后入座听戏,气氛就有些不大对劲了。有人交头接耳,有人悄悄开溜,还有些人妙奏当前,却心神不属,不知在想些什么。
  黎元洪的兴致却很好,待到金少梅的《婴宁一笑缘》上场,更是笑容不消,唱完犒赏大洋五百。等金少梅出来谢了赏,重整场面,《霸王别姬》正将上场时,金永炎去到黎元洪面前,低声耳语:“报告大总统,明天怕有风波。戏散回府,要找人谈一谈。”
  这一下扫了黎元洪的兴。戏散匆匆回东厂胡同,他左右的一班策士,金永炎、哈汉章等人已经在等着了。
  原来第二天是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开幕。有个消息说津保派不满王内阁为洛派所扶植,预备捣乱。
  “津保已经收买了两个‘打手议员’,打算给王亮畴一个极大的难堪。”金永炎说道,“据说他们预备给王内阁上个封号,叫作‘私生子内阁’。”
  王宠惠组阁,正当参众两院休会期间,自然无法提请国会同意权,所以只用署理的名义。因为如此,称之为“私生子内阁”,名称虽不雅,却很难驳倒。
  由“私生子”变为合法的婚生子,最简单的办法是提名王宠惠组阁,请参众两院同意,但在目前的情势下,津保派认为王内阁的“洛派”色彩甚重,很可能通不过。所以一提名反而给津保派带来倒阁的机会。
  “暂且不提名。”黎元洪做了决定,“等他们自己‘闹家务’,闹定了再说。”
  决定维持王内阁的原则,为黎元洪的左右亲信所一致同意。因为“保洛分家”以来,情势已逐渐明朗,黎元洪的心腹大患是以曹锐为中心的保派,在他们看,“北洋三杰”自冯国璋下世,王士珍潜龙勿用,段祺瑞虎落平阳,连徐世昌都归隐东海了,论资格,自然以曹锟为首;谈实力,皖已式微,奉正铩羽,直系已无对手。然则继徐而登大宝者,舍直系领袖曹锟其谁?以恢复旧国会而捧黎出场,不过过个渡而已。黎元洪的任期问题,迄未解决,说法有四五个之多,得到时机成熟,随便找个说法,就可以撵他下台。
  因此,黎元洪自己知道,他能够在春藕斋待多少日子,全看保派势力的消长而定。洛长则保消,而吴佩孚是主张先制宪后选总统的,制宪要好长一段日子,他的大总统便也能做好长一段日子。既然如此,当然要拉紧洛派,而王宠惠为吴佩孚所支持,所以维持王内阁,正就是拉紧吴佩孚。当然,保派亦不宜得罪,不独保派,“妾身不分明”之际,唯有抱定委曲求全的宗旨,始为明哲保位之道。
  既愿委曲求全,自须处处拉拢。黎元洪不但对国会议员的无理取闹、保派要角的咄咄逼人逆来顺受,连“旁观者清”的小朝廷都尽力在敷衍。
  溥仪的婚事,一延再延。由于太妃们的坚持,非在年内办了不可,因而由“钦天监”的“官儿”择定十二月初一为“大婚吉期”,照阳历算是民国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婚礼已经筹备了半年多了。“王公大臣”对这一次的“大典”,无不像自己家里办喜事那样兴奋。因为一则,民国以来,宫里从没有这样热闹过。二则,男子结婚是成人的最鲜明的象征,“皇上”长大成人,当然“恢复祖业”有望了。
  但从毓庆宫到“北府”,一直担心着一件事,大总统已非“当朝太傅”的徐世昌,而是民国的元勋黎元洪,生怕他对婚礼的排场,横加干涉。不道“内务府”通知“大婚”的公事一到内政部,不到一星期,便由财政总长汪大燮具名写来一封信,说目下经费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殊感歉然。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中拨出大洋十万元,其中两万元作为民国的贺礼。随后黎元洪还送了贺礼,用大红全帖所开的礼单,上写“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礼物八件”,包括一副对联,出于饶汉祥手笔:“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宝贵吉祥。”
  此外遗老、军阀都有进献,大致现金以外,还有贵重礼物。礼单五花八门,各有特殊的格式。当然,最“正规”的是上“贺表”。
  婚礼一共五天,头两天是被封为淑妃的文绣与皇后婉容的妆奁入宫。第三天是迎皇后入宫的正日。第四天在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也就是民间婚礼中的“庙见”。最后一天在乾清宫受贺。
  最热闹的是第二天。“钦天监官员”挑选的正日吉时是“寅刻”——凌晨四点钟。滴水成冰的腊月,绝少有人愿意起那么大早,来看皇后进宫的凤舆。因此,册立皇后及进妆奁的吉时,又是挑在半夜里,便为“大婚办事处总提调”载涛所反对,改挑了“也可用”的巳刻与午刻。
  这天步军统领衙门、警察厅、宪兵司令部大批动员,在神武门、东安门,一直到后父荣源家,沿路布岗。仪仗满汉合璧,新旧并陈,最前面是陆军部和由直鲁豫巡阅使署借来的两班军乐队;紧跟着“册封”的“正副使”,正使是庆亲王载振——奕劻已在复辟那年的正月里故世,赐谥为“密”。照《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王爵由“振大爷”承袭。庆王一家本与皇室疏远,已移居天津,这一次大婚要载振报效,提出的条件,便是派他为“册封正使”。此时与副使郑亲王,蟒袍补褂,执节骑马,得意扬扬地招摇过市。
  后面又是一班宪兵司令部的军乐队,外加六名号兵引导护卫的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一律簇新的制服,军容极壮。
  接下来是龙凤旗伞,全副俗名“銮驾”的“卤簿”,金光耀眼,簇錾全新。原来是袁世凯想做皇帝时所特制,哪知“洪宪皇帝”未及“登基”,便已“宾天”,这副卤簿,成了废物,如今倒利用上了。
  卤簿之后是四座漆成明黄色的龙亭,供着皇后的金宝玉册与礼服,最后三十封宫灯,以及大批扈从的官员、太监,自然都是暖帽“花衣”。看热闹的人都说:“又在‘跑祖宗’了。”
  这个浩浩荡荡的行列,出神武门,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承恩公”荣源家。荣源与他的儿子,在大门口跪接“天使”。在正厅摆设香案,宣读了“册封”的诏书,接着便发嫁妆,一共一百二十台,由东华门进宫。这天的节目便告结束。
  下一天,实在也就是这天半夜里,凤舆进宫,在坤宁宫行过合卺礼,吃过“子孙饽饽”,洞房一闭,东面的宁寿宫开始热闹了。
  大内东面是宁寿宫,在乾隆三十七年兴修,也就是高宗实足满六十岁那一年,已在打算作娱老之计。换句话说,他做了皇帝还想做一回太上皇,将来“内禅”以后,即以宁寿宫为颐养之地。
  宁寿宫的正殿叫皇极殿,完全仿照“天子正衙”的乾清宫的规制;又有一座殿叫养性殿,高宗御笔题诗一首:“允宜归大政,余日享清福。是用构养性,其仿养心屋。”明白道出,是养心殿第二。
  但宁寿宫的戏台,却是第一。大内有重华宫漱芳斋的戏台、西苑海晏堂的戏台、颐和园排云殿的戏台,以及热河避暑山庄的“水台”,但规模都不及宁寿宫的戏台,所以“升平署”的太监称之为“老大”。
  “老大”的本名叫“畅音阁”,是个三层的转台,位于养性殿之东,相对的一座楼叫“阅是楼”,其实就是御用的包厢。慈禧太后晚年,不住西六宫的长春宫,以太上皇自居,住在养性殿,每年十月初十万寿,都在“畅音阁”传戏,名伶都是内廷供奉,盛极一时。皇室谈起“天家富贵”,最忘不了的,就是“花衣期”内赏“入座听戏”。因此少年“亲贵”们,在议大婚典礼的庆贺节目时,众口一词地表示:非得在宫里唱几天戏不可!
  寻常仕宦人家,遇到喜庆大事,必有堂会,何况“皇上大婚”?因此,连毓庆宫的师傅们都不必反对。这件事最起劲的,当然是“涛贝勒”,他是京城最阔的票友,但还轮不到第一。第一是年纪比他大的一个堂侄溥侗,行五,梨园中一提起“侗五爷”,无人不知。不过票戏照例要起个别号,他的别号是红豆馆主。昆乱两擅,而昆腔的冠带丑,比皮黄的老生尤为名贵。具此身份资格,这三天“传戏”的提调,自然非他莫属了。
  “涛贝勒”票的是票友中最难得的武生,他是杨小楼的学生。“旗下大爷”对于吃喝玩乐,讲究“独一份”。载涛既票武生,当然不能像杜月笙唱黄天霸那样,亮个相算数;每天练功,寒暑不辍,虽轻易不一露,但确有根底,连内行都不敢轻视的。
  三天戏是从正日开始。宫中有庆典演戏,总在辰巳之间开锣,申酉之间散戏,恰是“早膳”至“晚膳”那一段辰光。
  这台戏最名贵之处,是在一开场时的“跳灵官”。宫外演戏先“跳加官”,宫中无官可加,改成“跳灵官”祛邪。《大清会典》中,确有“灵官”这么一个官职,额设一人,隶于江西龙虎山“正一真人”张天师府,职司当门接引,眉间画一只眼睛成为三只眼,红须红袍,左手挽诀,右手捧杵。戏台上是十跳灵官,中选扮演灵官的名伶是杨小楼、尚和玉、周瑞安、钱金福、郝寿臣、侯喜瑞、余叔岩、高庆奎、刘鸿升,还有杨小楼、尚和玉的师兄弟俞振庭,自组双庆社当了老班,本已不大唱戏,这回亦自告奋勇,扮成灵官之一。
  第二天开戏比较晚,因为溥仪在乾清宫受贺,亦分亲贵、宗室、大臣、内廷行走人员、外藩等等班次。外藩中,排在第一的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代表——侍从武官长荫昌。他全副戎装向上行了三鞠躬最敬礼以外,忽然大声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完,将那顶前面仿佛插一支鸡毛掸子似的军帽,取下来放在一边,跪在地上,大磕其头。
  “荫五楼总算不忘故主。”特为从上海赶来庆贺的一名遗老感叹着说,然后举目四顾,诧异地问,“徐东海怎么没来?”
  “他怎么敢来?”陈宝琛冷笑,“莫非朝珠补褂,装上假辫子来给皇上磕头,还是穿了燕尾服来给皇上鞠躬?”
  原来陈宝琛最看不起的,就是徐世昌。当年以翰苑出身去给一介武夫的袁世凯当幕僚,在他看来,实为词林之辱。当然,最大的原因,是在做了民国的大官。特别是当袁世凯预备称帝之时,陈宝琛的感触最深,作了三首诗,借题发挥,一看便知是骂徐世昌。
  这三首诗的题目是《漱芳斋观剧有感之绝句》。漱芳斋观剧是光绪大婚之时的事,何以生感于三十年后?其实是用的障眼法,诗中写的是民国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典筹备处”为徐世昌做生日,在“相邸”唱堂会,陈宝琛有感于孙菊仙的一出《大登殿》,触绪生愁,归来所赋。
  原来《大登殿》中孙菊仙扮皇帝,百官请登宝座,孙菊仙临时编了几句戏词,讽刺在座老臣,当然也讽刺了“袁皇帝”。陈宝琛竟致倚席掩泪不止,而这天恰恰又是难得一见的“跳灵官”,不免记起当年漱芳斋的情景。
  “三绝句”的第一首是:“钧天梦不到溪山,宴罢瑶池海亦干。谁忆梨园烟散后,白头及见跳灵官。”首句是倒装句法,言归隐溪山从不作钧天之梦。光绪十年甲申之役,当朝消沉,一时俱尽。陈宝琛放归故里,在福州筑“沧趣楼”,一住二十年,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方由他的同年张之洞间接援引,得以再起,复为内廷行走的文学侍从之臣。草野江湖,虽久绝钧天之梦,而居然又亲九重,这一句在无穷感慨之中,自然亦有受恩深重之意。
  “宴罢瑶池海亦干”是指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万寿以后不久,与皇帝先后驾崩。海干则何有瑶池,这不仅是悼慈禧之崩,亦言今后更无王母,自是痛清祚之终。末两句归结到“漱芳斋观剧”,则又是一回事。那年六月初一,瑾太妃生日,曾在漱芳斋传戏,陈宝琛自然亦是“奉旨入座听戏”的大臣之一。
  第二首的前两句“一曲何堪触旧悲,卅年看举寿人卮”,当然写的是孙菊仙的那出《大登殿》;第三句“相公亦是三朝老”,下接“宁记椒风授册时”,下自注“壬申大婚礼成,元和癸酉始来京”,是指陆润庠于同治十一年壬申大婚后,十二年癸酉进京,十五年甲戌大魁天下,虽亦同、光、宣三朝元老,却未躬逢同治大婚庆典之盛。适与上文渺不相关,而实为指桑骂槐。
  第三首用宋哲宗朝宣仁太皇太后的典故。宣仁支持司马光、吕纯仁、苏轼这一班“元祐正人”,有“女中尧舜”之称。除了“保皇党”以外,遗老们提到慈禧,都以宣仁相拟。宣仁病笃时,遇清明颁赐社饭,向老臣诀别,说“明年此时,须记着老身”。陈宝琛用此典故,正指徐世昌亦是当年曾蒙帘眷的老臣,但却不如“内廷供奉”的“伶官”孙菊仙,“犹感缠头解报恩”。
  就为了陈宝琛的这三首诗,徐世昌便再也不进宫了。在他当总统时,贺年贺节,照例派大礼官黄开文代表。这倒还罢了,使得陈宝琛怒上加怒的是,有一次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给了溥仪一通“照会”。陈宝琛一提起来便刮脸皮骂:“不怕丑!”
  这一天,徐世昌当然怕出丑不敢来,不过人不到礼到,遗老中的贺礼,数他独厚。黄开文虽已非大礼官,但仍是他的私人代表,进宫申贺,行了礼,为人一把拉住,是他的同学,也是张勋复辟时“外务部大臣”梁敦彦。
  黄开文与梁敦彦,都是当年曾国藩派赴留美的幼童,又是广东同乡,交情很厚。梁敦彦有一个难题,跟旁人不便谈,正好与老同学商议。
  原来这次溥仪的婚礼,为王公大臣、宫中太妃及一班真正希望恢复“大清天下”的遗老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兴奋。东交民巷的外交官及他们的眷属,要求“观礼”,觐见“宣统皇帝”。虽然他们郑重声明,这完全是以私人身份提出的要求,但从辛亥革命以来即绝迹于“大内”的这班洋人,毕竟是外国官员,惠然肯来,当然是一种重视清室的表示。所以不但欢迎他们来跟溥仪见面,而且依照庄士敦的建议,在这天受贺以后,特为使馆人员及他们的眷属,在乾清宫设了一个招待酒会。
  在酒会中,溥仪将用英语致辞。庄士敦希望溥仪能够以他所学的、相当于中学生程度的英文,自己拟一篇简单的讲词。溥仪将这个差使交了给梁敦彦,要通顺,要用简单的字汇、文法,而且要看不出捉刀的痕迹。梁敦彦的难题就在这里。
  “什么是简单的字汇、文法?我都想不起来了。如果去请教人,会成笑话。我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自己看看不像中学生程度的英文。请你替我斟酌斟酌。”
  等梁敦彦拿出英文稿来,黄开文一看便说:“以外交官的英文程度来说,不够格;在中学生可又太深了。”
  于是两人找了一间太监起坐的小屋,字斟句酌,勉强凑成一篇符合要求的英文讲稿。其时招待酒会已经开始了。
  场面及仪节是庄士敦一手所安排,完全仿照英国皇家的派头。皇帝“亨利”、皇后“伊丽莎白”并排站在乾清宫大殿正中,各国公使与眷属,列队趋前致敬,与穿长袍马褂的“皇帝”握手,向旗装的皇后行吻手礼。
  觐见终了,溥仪开始致辞,照梁敦彦送给他的手写的讲稿念道:“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的客人,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念得声调铿锵,完全是牛津英语的韵味,来宾纷纷鼓掌,溥仪非常得意,但最觉得脸上有光彩的是庄士敦。
  结婚以后的溥仪,产生了强烈的“成人”的意识。照他嗣继及兼祧的两“父皇”,穆宗和德宗的成例,大婚与亲政是不可分的。可是所“亲”裁的大“政”在哪里?
  不能向“全国臣民”发号施令,只能给内务府下“上谕”,刚责备内务府大臣贪污浪费,转眼又指着外国杂志上的广告,到洋行里去大买钻戒,自己浪费,也给了内务府大臣贪污的机会。
  这已经足使“北府”及内务府大臣们头痛了,不想又爆出一个新问题,能让那班人急白了辫子——溥仪吵着要出洋留学。
  他的出洋,原是早就谈过的,请庄士敦来当师傅,亦正就是为出洋做准备。但等溥仪自己一提出来,却没有一个人赞成。反对的理由中,最有力的一条是:“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咱们自己先要放弃?”
  但溥仪受了庄士敦的影响,也看到报上常有国会议员主张取消优待,不相信优待条件会永远存在。同时他的书也读得多了,从成汤放桀、商纣自焚、犬戎弑幽王,一直到崇祯吊死在煤山,对每一朝的末代皇帝的下场都很熟悉,觉得像元顺帝远奔沙漠,是比较聪明的办法,因而常跟大臣们发生争论。
  一张嘴当然说不过那么多人,可是在他日常所见到的人以外,在北京颇受社会尊敬的一班学者,如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却常有支持溥仪到欧洲去留学的言论。这对他自是极大的鼓励,以致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那班王公大臣口头上虽无法说服“皇上”,却可用“不奉诏”的手段,将这件事搁起来。
  比较同情溥仪的,是他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替他在天津预备一所房屋,以备必要时安身。于是溥仪又找庄士敦商量,如何能够私下出紫禁城到天津。庄士敦答应替他想办法。
  大婚以后不久,庄士敦悄悄告诉溥仪说:“臣已经接头好了。只要皇上出了紫禁城,到了外国公使馆,就算到了外国地界。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都没有办法再把皇上请回来。”
  “那好啊!”溥仪很兴奋地问,“我该到哪个公使馆?”
  “公使团的领袖,是荷兰的欧登科。”庄士敦说,“请皇上亲自给他打个电话,不必说别的,只说:‘我几时想来看看你。’这是臣跟他约定的暗示,表示皇上自己愿意托他照应的意思。”
  “行!我马上就打。”
  “这倒不忙在这一刻。不过,有件事要请皇上自己想法子,就是自己能出得去,一出神武门,坐上荷兰公使馆的汽车,事情就算成功了。”
  “这,我自己有办法,你放心。”
  于是溥仪与他的胞弟溥杰细细商量,决定花钱收买太监,然后跟欧登科通了电话,又派溥杰到荷兰公使馆去了一趟,将一切细节都说妥当,只待到了约定的日子,溜出神武门。
  当然,溥仪厌恶那个拘束的环境,舍弃了阴森、缺乏生气的宫殿,舍弃不了金兵入汴京,捆载而来的法书名画、古玩秘笈,以及辽金元明及“本朝”所积聚的“天府之珍”。而且由于意外的发现,溥仪的眼福,为嘉道咸同光五帝所不及。原来大内西北角,重华宫之西,在乾隆五年改建了一座建福宫,作为守制之用,所以其他宫殿都是黄瓦,独独此处用蓝瓦。及至乾隆驾崩,嘉庆纯孝,将乾隆生前携至宁寿宫赏玩的手卷字画、精巧古玩玉器,以及专为巡幸途中在轿子里得以赏玩而制的无数“百宝匣”,扫数封存在建福官。自嘉庆初年以来,历朝加封,从未开过。
  有一天溥仪闲得无聊,在宫中乱逛。经过建福宫,看门上重重封条,不由得生了窥秘探险的好奇心,传了总管太监来,说要将宫门打开来看看。
  一看,是不知多少一直叠到天花板的大木箱,上有嘉庆四年的封条。再打开木箱来一看,才知道是如许稀世奇珍。这不但开了溥仪的眼界,也开了太监和内务府的一条财路。由于并无账册可稽,明偷暗盗,无不财源滚滚,地安门大街一下子开了好几家规模宏大的古玩铺,若问东主的身份,不是太监或内务府官员,就是他们的亲戚。
  其实,溥仪也是“明偷”的一个,包括建福宫珍藏在内的许多前人真迹,诸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二谢帖》,宋朝马远、夏珪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还有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珍本,都以“赏溥杰”为名,每天一大包、一大包地公然携出宫外。
  溥杰是“伴读”,也就是溥仪的同学。同学如此,师傅当然也沾恩光,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等人,亦都常蒙“御赐”字画,而且往往是这些师傅们自己提出来的,也有时要求借阅,这一借自是久假不归了。
  为了出走期近,溥仪对溥杰的“赏赐”,也就格外丰厚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溥仪和溥杰坐在养心殿,静等出走的时刻到来。得了钱的随身太监,亦都悄悄散了开去,仿佛已决定放他们一条路了。哪知突然之间报道:“王爷来了!”
  “他来干什么?”
  一语未完,二报又到,说载沣已经下令内围的护军,外围由步军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封锁各宫通路,一律断绝交通,整个大内都进入戒严状态了。
  接着是载沣神色仓皇地奔了进来,结结巴巴地说:“听、听、听说皇上,要、要、要走——?”
  即令溥仪不承认,出走的计划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载沣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控制溥仪的左右手。
  计划的流产,当然是溥仪左右,受了他的贿赂而保证对他“效忠”的那班太监告的密,溥仪本来就厌恶太监,这一下更暗暗下了决心,迟早要驱逐这班身残心毒的“废物”!
  到得第二天,溥仪同庄士敦吐露了抑郁的心情,庄士敦劝他忍耐,劝他仍旧要致力于整顿内部,又举荐新近在“内廷行走”的郑孝胥,说此人不同于一般遗老,有眼光、有见解,是个可与之谋大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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