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方法论和方法是有区别的，方法论指方法的体系，方法则指一种或若干种具体研究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历史唯物论
这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一，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做了详细论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做了经典概括。其主要观点是：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物质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等等。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 ‘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
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他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他强调，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等等。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2.唯物辩证法
这主要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批判地继承、应用和发展了的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包括客观辩证法（即一系列客观规律和范畴，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现象和本质、形式与内容、原因和结果、可能和现实、偶然和必然、部分和整体的辩证关系等）和主观辩证法（即辩证逻辑方法，如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等）。唯物辩证法也包括列宁、毛泽东所发展了的辩证法，特别是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所阐明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话语的辩证法，如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和个性、内因和外因、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一分为二、两点论和重点论等。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迫切需要唯物辩证法这一重要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指出：“在推进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着力提高操作能力和执行力。”他强调要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克服极端化、片面化，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不断开辟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因此，唯物辩证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主要方法。
3.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可简称为实践认识论
马克思早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实践对认识的重要作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列宁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即政治经济学。列宁特别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的《实践论》科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知与行的关系，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对马克思、列宁的认识论做了创造性的发展。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介绍方法论时不谈或很少涉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对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探索，是一种认识活动，因此也要遵循认识的规律和方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息息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但真正揭开全党思想大解放序幕的，则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促进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社会主义的政策。”习近平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运用，强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他特别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实践中，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就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有些国家搞所谓 ‘休克疗法’结果引起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教训是很深刻的。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可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方法”在现有经济学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
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其中，历史唯物论是整个方法的基础，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各有其特殊的重要作用，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和方法是有区别的，方法论指方法的体系，方法则指一种或若干种具体研究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历史唯物论
这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一，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做了详细论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做了经典概括。其主要观点是：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物质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等等。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 ‘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
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他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他强调，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等等。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2.唯物辩证法
这主要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批判地继承、应用和发展了的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包括客观辩证法（即一系列客观规律和范畴，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现象和本质、形式与内容、原因和结果、可能和现实、偶然和必然、部分和整体的辩证关系等）和主观辩证法（即辩证逻辑方法，如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等）。唯物辩证法也包括列宁、毛泽东所发展了的辩证法，特别是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所阐明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话语的辩证法，如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和个性、内因和外因、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一分为二、两点论和重点论等。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迫切需要唯物辩证法这一重要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指出：“在推进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着力提高操作能力和执行力。”他强调要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克服极端化、片面化，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不断开辟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因此，唯物辩证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主要方法。
3.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可简称为实践认识论
马克思早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实践对认识的重要作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列宁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即政治经济学。列宁特别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的《实践论》科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知与行的关系，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对马克思、列宁的认识论做了创造性的发展。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介绍方法论时不谈或很少涉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对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探索，是一种认识活动，因此也要遵循认识的规律和方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息息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但真正揭开全党思想大解放序幕的，则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促进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社会主义的政策。”习近平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运用，强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他特别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实践中，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就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有些国家搞所谓 ‘休克疗法’结果引起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教训是很深刻的。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可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方法”在现有经济学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
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其中，历史唯物论是整个方法的基础，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各有其特殊的重要作用，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