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论纲
王立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关于政治经济学，我过去读书的时候作为专业课学过，通读过《资本论》，读哲学硕士时也思考过《资本论》的哲学问题，但是谈不上研究，更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后，因为我的工作是牵头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才开始认真、系统地思考政治经济学问题。我是2016年元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2016年8月20日这个智库挂牌成立，还合并召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第18届年会，接着又成立了《资本论》研究室。2017年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这一切都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一系列指示而做的工作。
这个题目是张宇院长定的，我觉得确定这样一个题目很有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疑是一个理论体系，但这个理论体系不是先验的理论建构，它一定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一定表现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2016年国家社科规划办重大招标项目，给我批准了一个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我们团队准备形成两个成果：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一个是论，一个是史，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离开了史的研究，论就失去了根基，离开了论的研究，史就失去了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史论结合，历史维度和理论维度相结合，这个结合的基础必定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实际上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研究还很薄弱，当然了，这个概念才刚刚提出，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中国的经济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研究缺少历史维度的关切是有深层原因。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但是也有一些相关著作，比如我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老所长张卓元教授著有一部《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这部著作是这方面分量比较重的一个成果。张卓元先生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感和针对性，这是因为他在写作中将自己置于历史过程之中，以他的亲身经历确证历史的过程，因为他本身就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见证者，是很多经济学发展的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和著作，但总体上看，成果不多。恩格斯讲过，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历史是理论体系的根据和来源，理论研究要以历史研究为基础。所以我们在申报重大课题的时候，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史的研究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来对待的。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任重道远，从目前的情况看，有很多需要解决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首先求助于历史过程，从历史研究中寻求答案。
第一，从历史研究中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要求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要求落实到经济科学的建设上就是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科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所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从目前来看，建构这样一个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难度是很大的，如果要写教材的话，难度会更大。我们认为，只有在学术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才能建构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学科体系，这个学科体系的载体就是教材。学术体系追求的目标是对问题的学术研究，其表现形式往往是一部一部的专著，把对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形成的学术成果系统化、理论化，形成逻辑自洽的理论表达，就形成了理论体系。在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调整叙述结构，以便于某种接受对象接受，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材。很明显，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所以，在短时间内建构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坐等这个目标的实现，而是要积极作为。积极的态度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借鉴国外的一些优秀成果，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事实的研究以及中国经济学说发展史的研究，抽象出一些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一个四梁八柱的作用。
第二，将各种经济学派置于历史环境中对其哲学前提进行批判性反思，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之所以出现那么多认识上的分歧，是因为连一些基本问题都在争论，难以达成共识，比如研究对象的问题、主线的问题、逻辑起点的问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在短期之内搞出一个大家相对公认的理论体系来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坐等着，这个状况可以概括成一句话：等不得，但也急不得。等不得就是实践需要必须马上做，急不得就是要好好下功夫研究，遵循学术研究规律。目前可喜的现象是全国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力量已经动员起来了，特别是有很多年轻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大家积极来参加这个培训班就是一个现实表现。我认为，之所以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和难以达成共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上有着重要分歧。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支撑它成为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必定有其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这个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怎么确定这个基础和前提呢？那就要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流派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进行哲学层面的梳理。马克思当年用的就是这个思路，他把这个工作叫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唯物史观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确立的。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应该首先做这个方面的工作。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是这个唯物史观应该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版，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新的历史形态上做出积极努力。我认为清华大学的孟捷教授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探索。
第三，我们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重心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特殊理论。其历史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规律的理论提升和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系统化学说。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中国现代经济史尤其是中国当代经济史的研究。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于现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但是归根结底来说，它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文明基因，是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在当代思想理论体系中的表现，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在“5·17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任务，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特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可以充分利用三个方面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习近平明确指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其主体内容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外经济学的积极成分也会成为其有益的滋养，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明基因研究应该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很多有关中国的重大问题，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范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内思考，或者引进中国文明这样一个视角去看问题的话，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没法建构。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最基本的假设。邓小平把这个假设提出来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思想层面提出了问题。通过政治动员，发动思想解放运动，也形成了基本共识，并成为中国人民的一致行动，但是还没有得到理论层面的逻辑论证。当然了，也有很多学者试图从理论层面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在理论的框架内达成一致意见。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能结合的，认为要么就是社会主义，要么就是市场经济。可是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个结合取得了成功，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理论的指导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铁的事实面前，任何人都无法再说中国没有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结合的成功上。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命题的真理性。可是这个命题真理性的逻辑证明似乎还是个世界性的经济学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就是要从理论逻辑上解决这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要在思维方式上超越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问题置于中国文化的视野中进行思考。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可以从思维的整体性上化解这个矛盾。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非此即彼，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亦此亦彼的，就是承认一个事物既是这样又是那样。所以很多事情放在中华文明的范围之内去思考，就会得出与西方文明思维方式不同的结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确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是在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中，这两种不同的事物完全可以找到结合的环节，也就是习近平反复说的“最大公约数”，形成一种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富有活力，这种文化因为社会主义使市场经济有了正确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种优势结合在一起，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使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所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当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是其重要任务。这个体系的时代性和原创性的根据也在这里。
第六，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必须把这个理论体系的范畴研究作为重要向度，而对一个理论体系范畴的研究离不开对一系列范畴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史的研究也是一项重要任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政府职能的概念。政府职能的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行政管理学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政治学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个概念在1982年提出，到1986年得到中央文件确认，以后一直在使用。这个概念是从国外传过来的，首先是行政管理的概念和政府管理的概念。那么，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路中又应该怎么理解它？它的含义是什么？类似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结构性改革等概念，都应该进行历史的梳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目前近70年的时间，从改革开放到目前40年的时间，有很多重要的概念和范畴都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这些概念和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随着实践的发展有了一定变化，哪些概念和范畴应该成为这个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撑，哪些概念和范畴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和范畴，都应该进行系统研究。
王立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关于政治经济学，我过去读书的时候作为专业课学过，通读过《资本论》，读哲学硕士时也思考过《资本论》的哲学问题，但是谈不上研究，更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后，因为我的工作是牵头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才开始认真、系统地思考政治经济学问题。我是2016年元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2016年8月20日这个智库挂牌成立，还合并召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第18届年会，接着又成立了《资本论》研究室。2017年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这一切都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一系列指示而做的工作。
这个题目是张宇院长定的，我觉得确定这样一个题目很有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疑是一个理论体系，但这个理论体系不是先验的理论建构，它一定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一定表现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2016年国家社科规划办重大招标项目，给我批准了一个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我们团队准备形成两个成果：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一个是论，一个是史，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离开了史的研究，论就失去了根基，离开了论的研究，史就失去了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史论结合，历史维度和理论维度相结合，这个结合的基础必定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实际上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研究还很薄弱，当然了，这个概念才刚刚提出，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中国的经济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研究缺少历史维度的关切是有深层原因。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但是也有一些相关著作，比如我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老所长张卓元教授著有一部《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这部著作是这方面分量比较重的一个成果。张卓元先生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感和针对性，这是因为他在写作中将自己置于历史过程之中，以他的亲身经历确证历史的过程，因为他本身就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见证者，是很多经济学发展的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和著作，但总体上看，成果不多。恩格斯讲过，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历史是理论体系的根据和来源，理论研究要以历史研究为基础。所以我们在申报重大课题的时候，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史的研究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来对待的。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任重道远，从目前的情况看，有很多需要解决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首先求助于历史过程，从历史研究中寻求答案。
第一，从历史研究中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要求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要求落实到经济科学的建设上就是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科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所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从目前来看，建构这样一个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难度是很大的，如果要写教材的话，难度会更大。我们认为，只有在学术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才能建构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学科体系，这个学科体系的载体就是教材。学术体系追求的目标是对问题的学术研究，其表现形式往往是一部一部的专著，把对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形成的学术成果系统化、理论化，形成逻辑自洽的理论表达，就形成了理论体系。在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调整叙述结构，以便于某种接受对象接受，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材。很明显，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所以，在短时间内建构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坐等这个目标的实现，而是要积极作为。积极的态度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借鉴国外的一些优秀成果，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事实的研究以及中国经济学说发展史的研究，抽象出一些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一个四梁八柱的作用。
第二，将各种经济学派置于历史环境中对其哲学前提进行批判性反思，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之所以出现那么多认识上的分歧，是因为连一些基本问题都在争论，难以达成共识，比如研究对象的问题、主线的问题、逻辑起点的问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在短期之内搞出一个大家相对公认的理论体系来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坐等着，这个状况可以概括成一句话：等不得，但也急不得。等不得就是实践需要必须马上做，急不得就是要好好下功夫研究，遵循学术研究规律。目前可喜的现象是全国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力量已经动员起来了，特别是有很多年轻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大家积极来参加这个培训班就是一个现实表现。我认为，之所以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和难以达成共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上有着重要分歧。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支撑它成为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必定有其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这个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怎么确定这个基础和前提呢？那就要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流派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进行哲学层面的梳理。马克思当年用的就是这个思路，他把这个工作叫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唯物史观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确立的。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应该首先做这个方面的工作。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是这个唯物史观应该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版，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新的历史形态上做出积极努力。我认为清华大学的孟捷教授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探索。
第三，我们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重心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特殊理论。其历史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规律的理论提升和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系统化学说。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中国现代经济史尤其是中国当代经济史的研究。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于现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但是归根结底来说，它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文明基因，是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在当代思想理论体系中的表现，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在“5·17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任务，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特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可以充分利用三个方面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习近平明确指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其主体内容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外经济学的积极成分也会成为其有益的滋养，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明基因研究应该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很多有关中国的重大问题，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范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内思考，或者引进中国文明这样一个视角去看问题的话，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没法建构。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最基本的假设。邓小平把这个假设提出来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思想层面提出了问题。通过政治动员，发动思想解放运动，也形成了基本共识，并成为中国人民的一致行动，但是还没有得到理论层面的逻辑论证。当然了，也有很多学者试图从理论层面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在理论的框架内达成一致意见。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能结合的，认为要么就是社会主义，要么就是市场经济。可是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个结合取得了成功，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理论的指导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铁的事实面前，任何人都无法再说中国没有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结合的成功上。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命题的真理性。可是这个命题真理性的逻辑证明似乎还是个世界性的经济学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就是要从理论逻辑上解决这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要在思维方式上超越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问题置于中国文化的视野中进行思考。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可以从思维的整体性上化解这个矛盾。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非此即彼，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亦此亦彼的，就是承认一个事物既是这样又是那样。所以很多事情放在中华文明的范围之内去思考，就会得出与西方文明思维方式不同的结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确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是在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中，这两种不同的事物完全可以找到结合的环节，也就是习近平反复说的“最大公约数”，形成一种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富有活力，这种文化因为社会主义使市场经济有了正确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种优势结合在一起，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使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所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当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是其重要任务。这个体系的时代性和原创性的根据也在这里。
第六，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必须把这个理论体系的范畴研究作为重要向度，而对一个理论体系范畴的研究离不开对一系列范畴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史的研究也是一项重要任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政府职能的概念。政府职能的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行政管理学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政治学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个概念在1982年提出，到1986年得到中央文件确认，以后一直在使用。这个概念是从国外传过来的，首先是行政管理的概念和政府管理的概念。那么，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路中又应该怎么理解它？它的含义是什么？类似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结构性改革等概念，都应该进行历史的梳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目前近70年的时间，从改革开放到目前40年的时间，有很多重要的概念和范畴都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这些概念和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随着实践的发展有了一定变化，哪些概念和范畴应该成为这个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撑，哪些概念和范畴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和范畴，都应该进行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