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三 “我是局长,生死关头我应该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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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里,洞庭湖人显得最欢快,最慷慨,穿戴时新的衣裳,挎着贵重的礼品,走姨家,串姑家,相互拜年贺喜,那金灿灿的腊肉,那黄澄澄的腊鱼,还有那油光水亮的腊鸡腊鸭,连成一篙又一篙,挂在灶头,只等拜年客跨进门,摘下,一锅煮了,大盆大盆地端上,又捧出大坛大坛米酒,猜拳行令,笑语满院。然而,有时为鸡毛蒜皮的事,会突然翻脸,拳脚并动,棍刀并用。
  10日,洞庭湖腹地的柳林嘴发生了上千人卷入的流血械斗事件。曾庆嘉接到报告,火速挑选得力民警,亲自率领赶往现场。副局长、副教导员都上前拉住他,要他留在局里坐镇。这些天,他正忍受着胃壁小灶增生、胆囊炎和颈椎骨增生的折磨,眼下,100里路的颠簸不说,要制止上千人的械斗,其难其苦,不可想象,他这半条性命还保得住吗?!要流血,要丢命,他们带领民警去干。曾庆嘉理解战友们对他的爱,对他的情,要他留下,可他高低不肯。他说:“我是局长,生死关头我应该先上。”
  械斗正在残酷地进行,堤坡、滩岸、田垄,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在吼叫。面对这一幕惨景,曾庆嘉的心也在流血,也在吼叫。他率先冲进械斗中心,下令双方放下棍棒、锄头、梭镖。这些野蛮的村民,这些骁勇的村民,此时正像斗红了眼的牯牛,他们想的是要为自己受伤的亲人报仇,他们想的是要把对方彻底打败,对于曾庆嘉的命令,他们只当耳边风,手中的器械挥舞得更快速更凶猛。几个民警看见乱挥乱舞的棍棒雨点般落到局长身上,便拨开棍棒冲上来围成一圈,保护他的安全。他火了,吼道:“你们涨蠢了是不是?这么多人在受伤,在流血,你们赶快去制止呀!”
  局长的话,民警们当然听。他始终站在械斗双方的生死线上,通过多方的艰苦工作,终于平息了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械斗。
  这在他人生的旅程中,已不算新鲜事了。六十年代初,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方面都要干部。当时,曾庆嘉即将高中毕业,是班长,是学生会干部,学业成绩名列前茅。老师要他报考北京大学。他点点头,他只知扎扎实实地做着夺魁准备。美好的前程在向他微笑,在向他招手。就在这时,县委组织部到学校挑选国家干部,指名要他这个品学兼优者。老师十分舍不得,他却没讲价钱,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为党、为国家甘愿牺牲个人的利益。第二天,他就到县委宣传部报到,高高兴兴当上了国家干部。第三天,他就穿上草鞋,背着挎包,跨山越水做调查,一身泥水,两脚硬茧,半个月,走遍大半个县。不久,他被委派到龙潭桥公社潘家桥大队蹲点,每月薪水是24元钱,25斤粮票,可他每天还从牙缝里省出一点,献给公共食堂。他春节回家,父母见了,不敢相信眼前这瘦得杨树棍似的半老头就是他们那牛高马大的儿子。父母拉着他的手,哭得好心疼。乡亲们都说:“一月三十天,哪里弄不到24元钱。每日捞碗虾子,挖两支藕,也能填饱肚子。”
  可他,就像卷了脚的门钉,丝毫不动摇。党选他当国家干部,是对他的信任。他只能任劳任怨干到底,决不能半途当逃兵。
  七十年代初,曾一度被砸烂了的公安机关重新恢复,需要挑选政治可靠,知识过硬的干部进入公安部门工作,理所当然,他是入选的一个。他做什么就爱什么。他做什么,就钻什么。跟他一同调来的干部,适应不了公安部门紧张的工作和没有规律的生活,以种种借口和理由,调到党委和政府部门去了。他却深深扎下了根。由公安局秘书股长,到副局长,再到局长兼党组书记.从而立之年到知天命之年,由外行到内行,由普通警察到一局之长,这中间,他流了多少血汗,吃了多少苦头。他主办第一个案子,就遇到了难剃的头。盗窃团伙主犯刘汉平,接到他的传讯,无动于衷,不理不睬。他只好和刑侦股长刘凤午登刘汉平家的门,刚跨进禾场,刘汉平就带着同伙对他俩大打出手。拳头、棍棒,雨点般落到他俩身上。他和刘凤午忍无可忍,抓住刘汉平,将其戴上铐子,强行带走。刘汉平不老实交待,就关了他两天两夜。哪知,这事却违犯了有关法律。由此,他深受启迪:执法者,不仅对法律要烂熟于心,更重要的是用法律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尔后,他白天和民警一起侦破案件,晚上刻苦钻研法律,使自己成长为公安战线上一个合格的战士,一位超群的指挥员。他自1984年担任公安局长以来,带领民警查处治安案件3436起,破获刑事案件1518起,为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673000余元。每逢发生重大案件,出现重大治安问题和事故,他都要亲自带领民警赶赴现场,遇到疑案和难案,他都要亲自挂帅,每年,他参与破获的刑事案件达40余起,其中大案、要案达10余起。他觉得,在公安战线工作,必须具备侦破大案要案的本领,吃苦耐劳的毅力,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这些,只有自己首先做到,才能带动全局民警,把公安工作做好。
  1987年6月,长常公路牛路滩地段发生一起拦车抢劫案,造成极坏影响。他和刑侦队队长刘述明率领侦查员赶赴现场,勘察取证,分析案情,运用秘密的和公开的侦查手段寻觅揭露犯罪线索,先后走访了公路沿线的20多家商店、旅社、饭馆和农户,和40多人进行了座谈,火辣的日头晒脱了自己的皮,沉闷的黑夜熬红了眼,10天内只上床4次,终于挖出了11人的抢劫团伙,破获抢劫案件4起,依法逮捕了7名犯罪嫌疑人,消除了一大隐患。
  1987年2月,他深入到14个乡镇调查,发现城乡盗窃犯罪活动猖獗,回局,他召开党组会研究决定:报告县委、县政府,在全县开展一次反盗窃活动的专项斗争。这场反盗斗争历时4个月,共排查出盗扒分子和嫌疑对象1424名,破案407起,其中大案30起,依法逮捕76名,送劳教6名,治安处罚413名,稳定了城乡秩序,受到县委和县政府的通报表扬。
  五年来,他还先后接待来访群众521人次,处理群众来信263件次。五年来,他组织民警为群众送还赃物5100余件,送还赃款18万余元。五年来,他拒收和退还各类送礼200余次,金额8000余元。他没有利用局长的权力,徇过一次私情;他没有凭借公安局大印,解决一个亲戚朋友的“农转非”户口。五年来,他加班900个,胃切除三分之二,胆囊全部摘掉,颈椎骨继续增生。
  在他身上要写的东西太多了。若真正凝练起来,似乎只有他常说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自私的士兵,只有自私的将帅;世界上没有无能的士兵,只有无能的将帅。一支民警队伍能不能管好、带好,不在民警队伍本身,而在于这支民警队伍的领头人有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有没有不信邪的气魄和胆识。”
  (入选群众出版社《特区警官》,1992年10月第1版,责任编辑:谢先云、李红珠;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局长在紧急关头》,1993年8月第1版,责任编辑:周百义、李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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