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一 对他俩拨动的那一张张小纸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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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龚赴里,纯属偶然。那次我出差莲城,目的是借朋友关系,完成分配给我的广告任务。对杂志刊登五花八门的广告,我历来持不同观点。桥东桥西穿梭了半天,业务也算“做”得可观。接下去对这样的业务不想再“做”,而想采访。朋友介绍了龚赴里,同时告知: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你采访他,要担点风险。我一生经历的磨难不算少,早已是洞庭湖里的麻雀,对大小风险不以为怪。不过,这次采访我没有惊动任何人,而是在“地下”进行。
  这是一个阳光融暖的日子。也是一个“大吉大发”的日子。
  1993年12月8日。上午8时,我跨进湘潭市公安局那座陈旧的红楼,推开底层楼梯下那扇油漆斑驳的木板门,一股冷气迎面袭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我正欲后退,只听门里有人向我发出热情地招呼:“同志!您找谁?”
  室内光线暗淡,我睁大眼睛,循着声音搜寻,看见两双“眼镜”正静静地盯着我。于是,我做了回答。立刻,一双“眼镜”低下,“亲吻”面前的书桌,一双“眼镜”则迅速朝我靠拢。我注意打量这两双“眼镜”:两位男子年纪都约摸50多岁,“亲吻”木桌的那一位,长方脸,平头,着马夫尼警服,戴两只袖套,佩二级警督警衔。朝我走来的这位,瘦高个,瘦长脸,乌黑、倔强的发丝,宽阔、平坦的额头,眼睛深邃有神,鼻梁高挺,下着马夫尼警裤,上穿蓝布国防服。
  “我是龚赴里,那位是我的同事肖云升。”
  就这样,未经任何人介绍,我和龚赴里、肖云升有了第一次握手。我在肖云升对面、龚赴里旁边坐下,他俩中间是三张三屉桌成丁字拉开距离,中间架一块大木板所组成的晃晃悠悠的办公台,上面堆满了许多我读不懂的书本和纸片+纸条。
  老肖依然埋头“吻”木桌,仿佛根本没有外人的“入侵”。龚赴里停了手中事,与我交谈。他说已有朋友告诉他,我要对他采访。他说,他从未接受过记者的采访,因为他没有什么值得采访。我没有说非采访他不可。我肩上没有任务,采访成功与否,均无关紧要。我没有强人所难,我说:“你工作吧!我只在这里看一看。”
  他点点头,投入了工作。
  室内很安静,只有门外上下楼梯的脚步声不停地传来,使我的耳膜感到极不舒服。他俩却没有任何反应,依然全神贯注地审视着桌上的小纸片。我暗暗佩服他俩闹中求静的本领。
  对他俩拨动的那一张张小纸片,我一张也看不懂。我感到乏味,便把目光移向四周。我这才看清,这是一间陈旧得无法再陈旧,简易得无法再简易的办公室:墙壁灰不灰,白不白,粉刷物这里脱一块,那里掉一层,脚下的木质地板,不是这端翘起,就是那端陷落,起身移步,便发出嘎嘎叽叽、吱吱哑哑的浅吟低唱。三张办公桌,有黑有黄,有紫有棕,有宽有窄,有高有低,没有一只抽屉不是歪歪斜斜、龇牙咧嘴的,有两条桌腿明显地露出技艺不高的木工重新拼接的痕迹。最令人心颤的是,老龚、老肖坐的藤椅,只有一大框架承受人体,坐垫空空,朝下看,如一口四周长满野草枯藤的废井,也如同古稀老人张开的长满胡子的嘴。这就是“填补我国笔迹微机管理空白”的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过去,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统治下,我国知识分子才会是这样的工作环境。如今,“四人帮”被粉碎已十多年,改革春风吹遍神州,荡漾四海,我眼前的这两位年过半百的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为何如此糟糕呢?我眼前浮现流光溢彩的铝合金门窗,明亮可人的大理石地面,威严气派的红木老板台。我怀疑这屋子的主人不是在填补国内空白,不是在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而是两个胡思乱想、不守本分的角色。不然,他为何不愿接受我的采访?肯定生怕露了马脚。我这样一想,心里便不再愤愤然,惶惶然,反倒觉得能给他们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就是挺不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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