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他反而觉得自己很笨,很难探知这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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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他反而觉得自己很笨,很难探知这个女人内心的深浅
  平日里郁郁葱葱的岳麓山,此时笼罩在蒙蒙烟雨中。
  蓝天公安分局坐落在岳麓山东侧,湘江一大桥西端,溁湾镇中心地带。刑警大队办公室设在局机关大院进门的第一栋办公楼的三层。沟通长沙古城东西的车辆多数从门前驶过。这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及时报案。
  沈惠民、符品仁、彭金山带着余非英走进了办公楼第三层的刑警大队办公室,立即对其办理了留置手续。
  此时的沈惠民不知脑壳里哪根神经出了毛病,他想起竞争的事就心底冒火。他打算抽身走人。他身为即将免职的大队长,将发现的犯罪嫌疑人带到公安机关,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工作该符品仁、彭金山他们去做,与他无关了。他对着符品仁、彭金山耳边悄声说:
  “对我而言现在是非常时期,下面的工作我就不便参与了。我走了。”
  彭金山拦住他说:“你才有味呢!虽然全局民警投票出了分数,但局党委还没有投票,整个事情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你怎么就丢下工作不管呢?无论怎么说,局里对你免职的红头文件没有下来之前,你还是刑警大队长。你即使被免职,也还是刑警大队的资深民警嘛!无论谁担任大队长,在业务上都得依靠你。”
  沈惠民苦笑了笑,朝门外走去。
  符品仁追到门口,说:“你走了,这里的事情怎么办?你请来的这个女子,我们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
  沈惠民没有回头,跨上他的摩托车,朝岳麓山驶去。
  湘江吹来的风,掀动岳麓山的红枫、青松,发出震天的轰响。
  沈惠民面对这巨大的气势,内心受到阵阵撞击。他丢下余非英不讯问,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必须在24小时留置期限内查清余非英的真实面目,否则,就得放人。他感觉余非英身上有很多疑点,绝不能轻易将她放过。他进一步反思,自己在全局民警中的得票分低于符品仁0.8571428分,是有一定道理的。身为刑警大队大队长,几年来一直没有捕捉到“桃花仙子”的影子,使得入室麻醉抢劫案在整个长沙城里接二连三地发生,给广大市民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没有尽职尽责,局里有些民警不投他的赞成票理所当然。他不应该有埋怨、发牢骚。他不应该想不通。他倒是应该立即回到刑警大队办公室,对余非英进行讯问。他毅然掉转车头,驶向蓝天公安分局。
  沈惠民重新回到刑警大队办公室,使在场的符品仁、彭金山,以及余非英都感到惊讶。符品仁、彭金山问:“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沈惠民点点头:“对!我回来了。”他没有多说,也没有特别的表情。他和符品仁、彭金山依照法律程序,对余非英随身携带的黑皮包进行了检查。其中装有12300多元人民币,一个手机、两台微型进口收录机、一只随身听、一只圆形的红色机械闹钟、一小瓶黄色香水、一小瓶白色药液、一只注射器、3节七号电池。接下来,对余非英进行讯问。余非英一边饮茶,一边接受问话。
  问:“你的基本情况?”
  答:“我出生于1964年11月15日,汉族,湖南省宁乡县人,初中文化,无业,家住宁乡县东湖塘镇天仙村余家湾组。”
  问:“有哪些家庭成员?”
  答:“父亲余元成,现年72岁,在家务农;母亲许杏芝,现年65岁,在家务农;大哥余宝坤,现年43岁,在家务农;二哥余宝胜,现年41岁,在外做泥工;丈夫谷美娥,现年41岁,在广州打工;儿子谷起航,现年10岁,读小学四年级。”
  问:“你的个人简历?”
  答:“我6岁至15岁,在本地读小学和初中;16岁至18岁,在家务农;19岁跟父亲学修钟表;21岁至24岁,在县杂技团当演员;25岁至31岁,在珠海承包装饰工程;32岁至今经营长途货运。”
  问:“你的手机中的sim卡呢?”
  答:“我的手机没有办卡。”
  沈惠民盯着余非英,至少三十秒钟没有说话。他想起了出租车司机对他说的话,“她说是手机没电了,她去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去了”。他想:看来余非英早就做好了反侦查的准备,将手机中的sim卡处理掉了。这个女子十分狡猾。
  余非英被沈惠民盯得满脸燥热,她说:“沈警官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一定如实回答。”
  沈惠民问:“你有手机,没有卡,你带着手机干什么?”
  余非英回答:“我准备去办卡。”
  沈惠民问:“你可以把骑车撞人这件事讲清楚吗?”
  余非英说:“当然可以。今天上午8点多钟,我从宁乡乘车到长沙汽车西站,接着乘312路公共汽车到五一广场,再转1路公共汽车到火车南站,11点多钟,我在火车南站碰到熟人莫老板,然后跟着到了他家里,两人先是扯了一会谈,然后我跟他借摩托车。莫老板将一台铃木王摩托车借给了我。之后,我骑摩托车在火车南站玩了一段时间,下午3点钟左右,我骑着这台摩托车回宁乡,在西湖桥地段,我撞了一个男青年,赔给他300块钱。”
  问:“你知道那辆铃木王摩托车价值多少?”
  答:“两三万块钱吧!”
  问:“你丢下这么贵重的东西走人,是不是太大方了?”
  答:“我害怕那个青年男人打我。”
  问:“摩托车是哪里来的?”
  答:“是我借的莫老板的。”
  问:“你的驾驶证、行驶证呢?”
  答:“我没有驾驶证、行驶证。”
  三双眼睛注视着余非英脸上的表情。余非英若无其事,对三位民警的目光毫不回避。沈惠民起身走近余非英,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一台手机、两台微型进口收录机、一只随身听、一只圆形的红色机械闹钟、一小瓶黄色香水、一小瓶白色药液、一只注射器、3节七号电池,对余非英问道:“你袋子里的两台微型收录机是怎么来的?”
  答:“一台旧的是我以前买的,一台新的是我今天下午碰到一个不认识的伢子,他问我要不要买收录机。我看这台收录机蛮好,就用120块钱买了这台标价510块钱的微型收录机。”
  问:“你在哪里碰到的这个伢子?”
  答:“湘江大道中段。”
  问:“他为什么以低于市场价几百元钱卖给你?”
  答:“他好像急着要钱用。”
  问:“你的收录机里为什么没有磁带?”
  答:“我买下来就没有磁带。”
  问:“这个小闹钟是哪里来的?”
  答:“我父亲是个老革命,‘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遣送回老家,他别的干不了,就专门修闹钟。后来邓小平复出主政,我父亲的原单位要他回去上班。他看破了红尘,懒得回去,继续留在老家修闹钟。这个小闹钟是父亲送给我的。”
  问:“你有手表,出门在外为什么还随身携带一只小闹钟?”
  答:“我以前是修钟表的,对闹钟有特别的感情,所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习惯性的带只闹钟在身上做伴。我把这只闹钟拆散,重装,只需10分钟。不信,我给你们表演一下。”
  问:“你带的注射器是干什么用的?”
  答:“没有想到要做什么用场。”
  问:“你从家里出来时带了多少钱?”
  答:“我带了,带了……”她瞟了一眼沈惠民,意思很明显,她不会说出她送给了他多少钱的事。她接着回答:“我带了12720多块钱,120块钱买了收录机,300块钱赔给了那个被我撞倒的年轻人。剩下的钱全在这里。”
  沈惠民不假思索,又提出一问:“请你谈谈莫老板的基本情况?”
  余非英也不假思索地回答:“莫老板52岁左右,身高1米78的样子,蛮瘦,戴一副眼镜,长沙口音,他在下河街做蛋糕生意,住在火车南站附近的一栋居民宿舍里。他有个儿子读高一。”
  问:“他家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答:“那我就没有注意。我只记得是一楼二门。”
  问:“莫老板叫什么名字?”
  答:“我只要晓得他是莫老板就行,用不着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我不晓得他的大名。”
  问:“你怎么认识莫老板的?”
  答:“记得是今年4月份的一天,我到长沙玩时碰到他,二人扯谈后认识的。”
  沈惠民起身,给余非英面前的茶杯里续满水。他借机仔细观察了一眼余非英脸上的表情,又回到办公桌前。他突然发问:“你愿意检举别人的违法行为吗?”
  余非英回答得很利索:“我没有什么人要检举。”
  沈惠民说:“那好,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第二款,对你无证驾驶机动车而且撞人逃逸作出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
  余非英问:“你要拘留我15天?”
  沈惠民说:“没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9条规定,如果你对行政处罚不服,可以在接到处罚书之日起5日内,依法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你有何陈述,或者申辩?”
  余非英答:“我没有陈述,也没有申辩。我无证驾车并且撞伤了人,应该受到处罚。”
  沈惠民对余非英的回答大感意外,他没想到她一下会变得如此温顺老实。他反而觉得自己很笨,很难探知这个女人内心的深浅。
  三位民警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由彭金山将审讯记录交给余非英过目,说:“你看看这个记录吧,是否与你讲的相符,如果没有出入,你就在上面签字,并按上你的手印。”
  余非英接过,仅仅溜了一眼,语气诚恳地说:“你们都是办事公道的警察。如今这世道最值得信任的也只有警察,我相信你们的记录,不会有什么出入的。我签字。”
  她从彭金山手中接过笔,一副感激不尽的神态,非常认真地在审讯记录末尾写下了一行字:“以上记录我已看过,与我讲的相符。”最后落下了她的名字和时间,并且用右手大拇指按了4个指纹。她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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