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佛教亲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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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宗教很多,说佛教的哲学含量最高,至少不失为一家之言。十字和新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苍穹,使人们在对神主的敬畏之下建立人格信仰的道德伦理,佛学的出发点也大体如此。不过,佛学更使某些人沉迷的,是它超越道德伦理,甚至超越了神学,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思维荒原,几乎触及和深入了古今哲学所涉的大多数命题。拂开佛家经藏上的封尘,剥除佛经中各种攀附者杂夹其中的糟粕,佛的智慧就一一辉耀在我们面前。“三界唯心”(本体论),“诸行无常”(方法论),“因缘业报”(构造论),“无念息心”(人生论),“自渡渡他”(社会论),“言语道断”(认知论),“我心即佛”(神义论)……且不说这些佛理在多大程度上逼近了真理,仅说思维工程的如此浩大和完备,就不能不令人惊叹,不能不被视为佛学的一大特色。
  还有一个特色不可不提,那就是佛学的开放性,是它对异教的宽容态度和吸纳能力。在历史上,佛教基本上没有旌旗蔽空尸横遍野的征服异教之战,也基本上没有对叛教者施以绞索或烈火的酷刑。佛界当然也有过一些教门之争,但大多只是小打小闹,一般不会演成大的事故。而且这种辱没佛门的狭隘之举,历来为正信者所不齿。“方便多门”,“万教归一”,佛认为各种教派只不过是“同出而异名”,是一个太阳在多个水盆里落下的多种光影,本质上是完全可以融合为一的。
  佛教正是以“大量”之心来洽处各种异己的宗派和思潮。到了禅宗后期,有些佛徒更有慢教风尚,所谓“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不拜佛,不读经,甚至视屎尿一类秽物为佛性所在。他们铲除一切执见的彻底革命,最后革到了佛祖的头上,不惜糟践自己教门,所表现出来的几分奇智,几分勇敢和宽怀,较之其他某些门户的惟我独尊,显然不大一样。
  正因为如此,微笑着的佛学从印度传入中国,很容易地与中国文化主潮汇合,开始了自己新的生命历程。
  印顺在《中国禅宗史》中追踪了佛禅在中国的足迹。达摩西来,南天竺一乘教先在北方胎孕,于大唐统一时代才移种于南方。南文化中充盈着道家玄家的气血,文化人都有谈玄的风气。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庄子是宋国蒙县人,属于当时文化格局中的南方。与儒墨所主导的北方文化不同,老庄开启的道家玄学更倾向于理想、自然、简易、无限的文化精神。南迁的佛学在这种人文水土的滋养下,免不了悄悄变异出新。牛头宗主张“空为道本”,舍佛学的“觉”字而用玄学的“道”字,已显示出与玄学有了瓜葛。到后来石头宗,希迁著《参同契》,竟与道家魏伯阳的《参同契》同名,更是俨然一家不分你我。符码的转换,因应并推动了思维的变化。在一部分禅僧那里,“参禅”有时索性改为“参玄”,还有“万物主”本于老子,“独照”来自庄子的“见独”,“天地与万物”、“圣人与百姓”更是道藏中常有的成语。到了这一步,禅法的佛味日渐稀薄,被道家影响和渗透已是无争的事实。禅之“无念”,差不多只是道之“无为”的别名。
  有经验的练功师说,炼气不如平心。意就是气,气就是意,佛以意为中心,道以气为中心。以“静虑”的办法来修习,是佛家的禅法;而以“炼气”的办法来修习,是道家的丹法。老子是不曾谈气脉的。老子的一些后继者重术而轻道,把道家思想中“术”的一面予以民间化和世俗化的强化,发展成为一些实用的丹术、医术、占术、风水术等等,于汉魏年间蔚为风尚,被不少后人痛惜为舍本求末。针对当时的炼丹热,魏伯阳说:“杂性不同类,安肯合体居?”并斥之为“欲黠反成痴”的勾当。他的《周易参同契》有决定意义地引导了炼丹的向内转,力倡炼内丹,改物治为心治,改求药为求道。唐以后的道家主流也依循这一路线,普遍流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乃至“炼虚合道”的修习步骤,最终与禅宗的“明心见性”主张殊途而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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