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科举制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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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拿破仑纪念馆的讲解员说,拿破仑法典从中国学来了很多东西,包括借助科举制建立了他们的现代文官体制。
  欧洲以前是贵族世袭制,一个人当官,得有门第。比较而言,那是家族主义,不像中国这样个人主义:只要个人奋斗,就可能考上一个官。从另一方面说,欧洲搞的是阶级主义,不像中国这样,差不多是全民主义:官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阶级,有利于政府最广泛地网罗人才和凝聚经验。应该说,这样一种制度,从汉代发端,到隋、唐两代定型成熟,保证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被拿破仑拿到欧洲去以后,与他们传统的民主相结合,更成为了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部长以上的官员靠政治任命,靠选举轮换,但副部长以下的官员是终身制的公务员,是超党派的,是面向全民考举录用的。
  我们在“五四”的时候,在政治上只看到他们“德先生”当家,只看到一个民主选举,看不到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更看不到西方考举与中国科举的关系,倒是把科举骂了个狗血淋头。当然,该不该骂呢?该骂。问题是该怎么骂,该骂什么。一个制度的功能,是在一系列配置条件下发生的,条件变了,功能也就变了。科举在中国由合理变得不合理,是一系列相关因素变化的结果。
  中国最早有了纸张和活字印刷,所以出版发达,教育发达,读书人太多。“士农工商”,“士”是指儒士和文士,不是欧洲以及日本那种武士,那种军事贵族。战国时代的读书人还追求“六艺”,其中包括射箭和骑马,是文武兼备的,与欧洲以及日本的武士有点像。到后来就像史学家雷宗海所说的“文弱化”了,“十年寒窗”呀,“一心只读圣贤书”呀,就是戏曲里那些白面书生,除了想做官,就是与小姐眉来眼去地谈爱。这么多读书人都要科举,开始还让皇帝高兴,说天下人才都被我网罗了呵;后来又让皇帝们头痛,因为没有这么多编制,即便设置了好些“员外”,相当于编外干部,相当于今天的巡视员或者调研员,还是容纳不下这么多的读书人。
  八股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早期的考生可以做诗,考官判分也有较大的主观裁量权。但考生太多了以后,不制定一个八股,不搞出一个模式和程式,就没有统一的和机械的判分标准,就不大容易防止考官舞弊和加大淘汰力度。
  官僚队伍日益庞大也是这样来的。皇帝怕读书人去帮助农民造反,尽量把他们往官场里收容吧,但官员太多了以后,没有足够的税收来养,于是薪水越来越低,要想活得好一点,就得贪污受贿搜刮民财。皇帝知道大家俸银太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官员太多了以后,还必然压制工商业,靠行政特权来与其他精英争夺资源和社会主导权。布罗代尔谈到城市的时候,说西方近代以来的大城市大多是工商城市,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纽约等等,过去不是行政首都,相当一部分至今也没有成为行政首都。连日本也是这样,原来的首都在京都,比江户、大阪要小得多,移都江户,即现在的东京,是后来的事情。这与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大都市从来都是官城,长安呵,开封呵,北京呵,都是国家或行省的首都,主要居民是官员,加上准备当官的士,加上官场退休的绅,还有一点附属的生活服务系统。这种“官城”的历史和格局,就是中国缺乏工商传统和强大市民阶层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官本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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