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历史:流变与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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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读史的答问
  任何传统都充满着内部的差异和矛盾,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也常常同自己过不去。孔子主张“谋道不谋食”,一会儿又说:“学也,禄在其中”,还是惦念着钱。一个人尚且这样,说话没个准,何况一个学派,何况一个文化传统呢?所谓“传统”是这么大,文史哲,儒佛道,从先秦发展到晚清,实在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所以我们谈传统经常只是大体而言,是简化的叙事。
  现代中国人对文化遗产批判很多,一言以蔽之:封建文化、落后文化、反动文化,但缺乏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即便是封建什么的,你不研究是无法批判的。批判宋代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几乎是“五四”以来知识界的共识,其实是制造一大假案。程颐有过明确的解释:“天理”是什么?是“奉养”,即人的正常享受;“人欲”是什么?是“人欲之过”,即过分的贪欲。所以整句话的意思是“存正常享受,灭过分贪欲”。孔子说“惠而不费”、“欲而不贪”,也是这个意思,其实没有什么大错。新派文人们望文生义,把它理解为一味禁欲,自然就十恶不赦了。这是把儒学弱智化,其实也是把自己弱智化。
  穷地方也有好文化,“礼失求诸野”,“野”不就是穷地方么?如果说穷国的文化不好,那么该挨板子的首先应该是西方。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大部分时候都比西方富强,在汉代并不穷,在唐代也不穷,而当时西欧、北欧、北美几乎还是不毛之地。中国在宋代以后也有几段时期发展得还不错,虽然整个国势往下走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十八世纪初还能在欧洲刮起“中国风”,丝绸呵,瓷器呵,茶叶呵,把欧洲贵族们都迷住了,一个个都认为月亮只有中国的圆。在全球航海贸易开始的初始阶段,中国一直是顺差,白银都往中国流,这在著名史学家g.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里有详细研究。因为中国的货品在西方大受欢迎,而欧洲货品没有多少能让中国人感兴趣。最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没办法了,要消除贸易赤字,只好从印度运毒品来,才打了场鸦片战争。
  回顾这两千多年,若依照发展至上的思路,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多时候是强势文化和优势文化,有什么丢人的呢?遇到挫折和失败,只是近两百年来的事情。
  我们当然不必认同发展至上论,不必像阿q那样夸耀祖宗,但也没有必要因为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来掩盖历史。
  西学东渐,中国人受益匪浅,包括打破了自己旧史学中的道德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框架,但也出现了盲目照搬。比如教科书曾划定人类的几个历史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这么一阶一阶走的。还把奴隶社会锁定在铜器时代,把封建社会锁定在铁器时代。但据钱穆考证,即使在中国奴隶最多的年代,即使把主人收养的门客都算作奴隶,奴隶也只占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么能说那是一个“奴隶社会”?为什么西方有一个奴隶社会,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马克思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亚洲历史是搁置的,是留有余地的。把“五阶论”强加到中国头上,是中国人作茧自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法国直到十八世纪才废奴,英国直到十九世纪才废奴,美国最初的经济发展,就是靠了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奴隶办农场,是典型的奴隶制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俄国直到十九世纪,光是保留的男性农奴就有一千多万,给资本主义提供廉价劳动力。巴西、古巴等南美国家的奴隶制,甚至一直残存到二十世纪前不久。这些都是“五阶论”所遗漏了的事实,是绕不过去的疑点。
  奴隶制不仅仅是欧洲史的一段。事实上,如果说欧洲文明有什么特色的话,宗教、法制、民主、形而上学等等是特色,奴隶制也是特色之一,一直延伸到所谓封建时代和资本时代,与不同的生产技术和政治体制有过不同的结合。奴隶制不过是人畜关系在人际社会的复制,是一种游牧民族的“牧民”的方式。
  要了解欧洲传统,不了解游牧至少是瞎了一半。除了一些沿海城邦,游牧曾经是古代欧洲人主要的生存方式,或者至少是主要生存方式之一。
  他们为什么吃饭用刀叉不用筷子?这就是牧民习惯,把猎具当成了餐具。为什么最喜欢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还是牧民习惯,流动性强,缺少固定的厨房以及锅灶,只好野外烧一把了事。西服为什么最多采用毛呢和皮革?还是牧民习惯,因为这些材料最容易得到,是畜牧产品。还有,他们为什么乐于流动迁移?为什么善于交际以及公开演说?为什么有过骑士阶层而且动不动就决斗?为什么有史诗、歌剧、美声唱法、奥林匹克?为什么娱乐的项目多为骑术、赛马、马戏、奔牛、斗牛、击剑?……这一切现象后面都有牧人的影子,有牛马味和草原味。
  欧洲人最恨别人吃狗肉,与他们对牧羊犬的感情可能是分不开的。美国人喜欢枪,禁枪法案在国会总是通不过,与牛仔们对武器的感情也可能是分不开的,不仅仅是一个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有些中国人常常用农耕社会的经验去想象西方,结果就闹出一些误会。有一本走红的书,写到法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开舞会,与臣民们一起跳舞,于是开始感叹:你看人家多风雅呵,多文明呵。哪像中国的皇帝呢?其实,跳舞是牧民们闲下来时最常见的娱乐方式,就像书法、篆刻、曲艺等等是中国农耕民族的传统,没有什么奇怪。即使那个法国皇帝是个好皇帝,但跳舞也不能成为证明。正像一个法国作家不能因为中国皇帝写诗、编书、写字、修史、唱戏、甚至装模作样地犁一下田,就惊讶万分,就认定中国皇帝比法国皇帝更高尚,或是中国文明一定比欧洲文明优越。
  古代欧洲人蓄马蓄牛,结果很自然想到了人,便把人也蓄了,闹出了一个奴隶制。他们看斗牛和赛马不过瘾了,就想看看人是怎样互相角斗,这样就有了古罗马的奴隶角斗。在东方,西藏同样有奴隶制的漫长历史,同样是对人畜关系的一种复制。这是农耕文化里不那么主流的东西。
  作为一个读者,总的印象是:我们现存的大部分史学教科书是见瓜不见藤,见藤不见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政治史、文献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文化史。换句话说:我们只有上层史,缺少底层史,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缺少周到的了解和总体的把握。
  钱穆说中国史学重人,西方史学重事;又说中国史是持续性的,绵延的,西方史是阶段性的,跳跃的。这都是很精彩的创见。但他的眼光还是局限于贵族和精英,具有儒家传统中最常见的缺点。他曾经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觉得蒋介石代表了贵族,有正统气象,因此对一九四九年的结局十分困惑茫然,身为历史学家却解释不了这一段历史。
  革命史学家们算是重视人民大众了。像毛泽东,一看到造反的戏就鼓掌,说卑贱者最聪明,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但这个能够向下看的史学,眼界还是不够宽广,比如他们关注的底层史只剩下阶级斗争,造反有理,只是把帝王将相史来了个倒置。郭沫若跟着毛泽东批帝王将相,在“文革”期间批到了杜甫头上,说杜甫是个剥削阶级代表,说杜甫在乡下的房子有“三重茅”,是最舒适的别墅,把阶级斗争搞得太离谱,几乎漫画化。
  以前的知识精英大多养尊处优,不像底层民众那样,对生态压力感受得更直接和更强烈。生态与文化的关系,生态与制度的关系,生态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直到工业化后期,直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化时,才成为一个突出的知识难点。
  全世界都想西方化,但化来化去,大部分没有化成,联合国的报告说,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越来越穷了。就算富了的地方,也不一定成为美国第二,比如海湾阿拉伯国家。这才引起了知识界的思考:制度的移植是不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和简单?是不是还得考虑其他更多的条件?中国人多地少,显然限制了土地制度的选择,也限制了劳动力升值的空间。这就是生态制约制度的例子。中国人最讲人情面子,一熟就和气,就“哥们儿”,就把原则打折扣,极大阻碍了民主与法制的推行。这就是文化制约制度的例子。所以说,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可以说是一种“今为古用”吧。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在时。如果我们现代人没有新的知识,就没法开始新的历史发现。历史是通过发现而存在的,是用现代知识这个钻头从遗忘的暗层里开掘出来的。
  弗雷泽和汤因比是“日不落帝国”的学者,有航海越洋的条件,可以到各个殖民地去游历,在西方学者中可能是最早具有全球意识的。他们的研究一开始可能受到帝国扩张政策的鼓励,研究的结果却引导出文明的多元性,引导出文化相对主义,还有生态学、文化学一类新的知识领域,对西方中心论实际上给予了最初的动摇,与摩尔根、泰勒等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大不一样。
  法国的布罗代尔在此基础上多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有一点生态学和文化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他写资本主义史,首先从人们的经济生活写起,从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写起,甚至从物种、家具、疾病写起。你可能觉得他写得有点琐碎,但他推导出来的结论很有力量,也往往让人吃惊。比方说他很重视人口数量,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书里,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加以详细考察论证。
  人口当然是构成广义生态的重要因素,特别值得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学者们注意。比方说文景之治、中兴之治、贞观之治,都有战乱带来人口大量减少的背景,人地紧张关系大为缓解是这些“盛世”的基础。又比方我们常说中国人性保守。但《诗经》里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时候恋爱很自由呵,而且入了“经”,差不多是最高指示。为什么后来出现男女大防?诸多原因之中,人口剧增恐怕就是重要的一条。清政府“摊丁入亩”,废了人丁税,大家不需要瞒报人口了,统计人口数便爆炸到三亿多,有一说是到了四亿多,其实可能只是以前瞒报的部分浮出水面。这个数字至少是欧洲的五六倍,在有些时候甚至是十多倍。到处都人满为患了,加上从西北地区开始的生态恶化,把玉米这些山地作物引进中国也不够吃了,你还让大家成天男欢女爱怎么得了?
  《国语》里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强国,为了增加人口,“欲民之多”,便鼓励臣民们“淫泆”。这就是人口与风化之间关系的证明之一。而宋代以后日益森严的男女大防,不但有巩固家族制的意义,也可说是当时的避孕术,是不得已的节制生育运动。当时没有避孕药和避孕套呵。至于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是另外一回事。
  欧洲的人口压力较轻,缺乏农耕社会里普遍的植物知识和中草药知识,死亡率总是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文化相对鼓励爱情和性,就有了生存的合理性。基督教主张节欲,但也严厉反对堕胎,还严厉压制同性恋这种“开花不结果”的行为,在中世纪把同性恋者拉去一个个杀头,也都有了生存利益的背景。以至后来不少同性恋者,常常有一种反基督教专制的叛逆色彩。
  不了解当时的生态,包括人口、物种、地理等等情况,很可能就冒道德主义的虚火,说传统礼教只是一些居心不良的家伙所为,纯粹是不让我们中国人过幸福日子。这种指责是一种最偷懒的解释。历史上有没有坏人?当然有。但从一个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来看,个人道德因素是很微弱的。大势好的时候,坏君坏臣也会办好事;大势不好的时候,好君好臣也会办坏事。
  任何“决定论”都是片面的,单元的,机械的,比如地理决定论就忽略了文化、政治等因素对地理的反作用。我在印度的时候,发现街上有很多自由自在的猴子、松鼠、鸟,就像走进了动物园。他们的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要比中国好得多。要说原因很简单:印度宗教强大,教徒们不杀生,连苍蝇和蚊子也不打,不像中国人那么好吃,连青蛙和麻雀都快吃光了。这就是宗教的作用。
  也许,印度教以及佛教最开始都是对天灾或者人祸的文化反应,是一种生存方式的被迫调整,但一旦形成以后,就会反过来发生各种影响,包括发生对生态的影响。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看历史不仅仅要谈生态,也要谈别的,谈复杂的因果网络。
  各个人类共同体出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经验,会有不同的知识重点,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但都是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都是生存智慧的结晶。你不能说水面上的阳光才是阳光,其他阳光就不是阳光。
  美国的先民到北美以后,先是战争屠杀,后是带来传染病,把印第安人灭了几千万,整个新大陆空空如也,贩来一些黑人,还是人手不够,所以大家都习惯于自己动手,连一个个总统也当木匠,自己盖房子。
  他们对机器的极端着迷,既与欧洲的工业化和新教精神有关,也与新大陆的人工奇缺有关。欧洲人习惯于听歌剧,美国人折腾出了电影,因为电影是机器呵,可以省人工和省钱呵。欧洲人习惯于泡酒吧,进餐馆,美国人折腾出了麦当劳,因为麦当劳是饮食业的机器化呵,还是为了省人工和省钱。我在好莱坞和迪斯尼乐园里最大的感觉,就是娱乐的机器化,音乐、表演、游戏,全是机器制作的,都是玩机器。也难怪欧洲人一直不以为然。
  什么是美国?这就是美国。从劳动崇拜到机器效率崇拜,就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美国的汽车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等,其实后面都有一定的文化依托,都有更遥远的生态原因以及其他原因。
  在柏拉图那里,“民主”是一个贬义概念。他认为贵族制导致少数人腐败,民主制不过是导致多数人腐败,都不是好东西。当时的民主其实也不是真正多数人的民主,百分之九十的奴隶、妇女以及乡下人没有投票权。这种城邦民主发展到后来的国家民主,妇女、奴隶、乡下人等等,都有了投票权,并且能够从中受益,是一个伴随着工业化出现的事物过程,有很多相关因素在起作用。中国人逐步工业化以后,人口大量流动了,大家族差不多都解体了,人们的社会联系开始多于家族联系,“君臣父子”式的制度与文化自然也就不灵,民主不能不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和公众政治信念。
  中国人要学习运用民主,发展民主必须注意本土路径和本土经验。中国古人没有民主,但有民主因素。设谏官,就是设立反对派。注意“揭贴”(古时监察部门长官揭发不法官吏的一种文书),就是倾听民意。朝廷还有过权力制衡机制,在汉、唐时代尤其做得好些。唐代的中央政府下设三省:中书省管立法,尚书省管行政,门下省负责监督,也是三权分立。皇帝的指示,由中书省草拟,由门下省审核。门下省觉得不对的可以驳回,叫做“封驳”,皇帝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
  可见集权框架下可以有民主的成分,正如民主框架下也可能有集权的因素。现在有些西方国家,民主选举照常举行着,但投票率越来越低。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觉得竞选资金,传媒宣传等等都越来越集权化了,被强势集团暗中控制了,投票也没有什么用,胳膊扭不过大腿。
  读经典,重要的不是读结论,而是首先要读出古人是在什么处境中得出了这些结论,以及这些结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有效,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失效。
  经典也会有盲区,受到意识形态的牵制,并不能够告诉我们一切,但可能留下了一些可供利用的知识线索。
  中国的汉语本身甚至就是一个了解历史的资料宝库。你看,汉字中有那么多“竹”字旁的字,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竹子很普遍,植被物种是很丰富的。还有“财”、“赊”、“贿”、“赈”、“账”等与钱财有关的字,都以“贝”为部首,可见古代中国人使用过币钱。但那么多贝壳是从哪里来的?可能的情况是,那时黄河中、上游也是水域繁多,贝壳并不难找。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成语“泾渭分明”,说明当时这两条河至少有一条变浑浊了,开始有水土流失了。这都是了解当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重要蛛丝马迹,应该在脑子里活跃起来。
  钱穆在农村生活过,认为农耕社会里“鬼”多,原因是农民习惯于定居,房子一住几代人,家具一用几代人,甚至摆放的位置也很少改变。在这样一个恒常不变的生活布景里,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往事和亡人:当年的他或者她,历历如在目前,如何起床,如何梳头,如何咳嗽,如何出行……神思恍惚之际,冒出种种幻觉,“鬼”就来了。
  我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农民说城里人“火焰高”,乡下人“火焰低”,所以乡下人容易看见鬼。其实,所谓“火焰高”,就是城里人教育程度高,理性思维加强,生活场景变化多,习惯于流动,搬房子,搞装修,家具换代,能够引起回忆和幻觉的具象场景大量消失,鬼也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老宅子里容易闹鬼,新房子不大容易见鬼,看来同样符合钱穆指出的条件:长期定居。
  虽然在钱穆的书里只是一笔带过,但也许比他有些大结论更为重要。我喜欢他这一种依托生活经验来解读历史细节的方法。有人说过,史学就是文学。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读史学也要像读文学一样,要重视细节,要体验和理解生活。
  据说对“知识分子”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法国式的理解,一种是美国式的理解。
  法国式的理解强调知识分子要关注公共事务,常常要超越自己的专业范围充当社会良知,这大概是从左拉开始的传统。
  美国式的理解则强调知识分子应谨守自己的知识本职,即便关注社会,也要noheart,只能说点专业话题,甚至应该去掉道德感和价值取向,保持一种纯客观和纯技术的态度。
  其实中国也有这种类似的区分。在清代,学者们开始做小学,专心训诂,专心考证,一个比一个做得专业,其中很多人其实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不得已而为之。到后来,很多人转向经学和实学,主张经世致用,关心安邦治国的大事,顾炎武、戴震、魏源、龚自珍等等,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有点像左拉、索尔仁尼琴、哈贝马斯以及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这两种态度本身都无可厚非,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不要用错地方。更进一步说,有效的公共关怀,需要扎实的术业专攻;有效的术业专攻,也需要深切的公共关怀,两者不是不可以有机统一的。现在我们的现实问题不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不够。
  当年马克思留下了一个理论空白: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是什么?亚洲人是应该最有发言权的,最应该回答这一点。
  自从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已经与东方紧密相连,互相依存,是一个共生的整体。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解释亚细亚,以前对西方的解释其实也值得怀疑。还有,西方那种资源高耗型的现代化在当前遇到了严重障碍,因为世界各国都想发展,但不再可能重复西方以前的特殊的机遇和地位,必须探寻一种资源低耗型的发展模式,否则就会陷入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文化危机。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人均资源从来就很紧张的人口大国,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
  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学问可做。
  文化的价值并不一定体现在经济发展上。欧洲在经济上玩不过美国,至少现在是这样,但欧洲的文化就不一定比美国的文化低劣。中国人重亲情和人情的传统,肯定不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但这种文化的价值体现在经济发展以外的方面。现在有些中国人下岗了,还能买彩电,打手机,打麻将出手就是十块钱或五块钱一炮,为什么?无非是自己没有了就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七大姑八大姨的,吃老同学和老朋友的,不像有些美国人,一家人上餐馆还aa制,各付各的账。中国人的这一套不利于竞争,不利于明确产权,但社会危机到来的时候,倒能结成了一个生存安全网,所谓“通财货”,实现贫富自动调节。你能说这种文化就完全没有价值?就算只是让有些人穷快活一下,快活就不是价值?
  “中和”是一种处理社会矛盾的智慧,至少在很多情境下是用得着的。
  因为讲“中和”,中国古人虽然也讲富与贫,但没有森严的阶级制度和强烈的阶级意识,科举就是穿透阶级壁垒的,最讲出身的时候,取士也只是排斥“倡优隶卒”,因此大家都相信“将相出寒门”,相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一类说法;中国古人虽然也讲夏与夷,但没有刻板的民族划分和浓厚的民族意识——就像章太炎说的:夏可以为夷,夷可以为夏,只看文化不看血缘。夏与夷都是很弹性的文化概念。这样好不好呢?你可以说不好,明代以后华侨在东南亚一些地方累遭迫害,中央政府不闻不问,根本不愿发兵去保护侨民,与西方国家的做法大不一样。这是因为朝廷有国家意识但缺乏民族意识,出了国的民我就不管了。但你也可以说好,中央政府即便在强大的时候,对周边民族也多是采取“怀远”与“和亲”的政策,郑和统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也只是去各个国家送礼品,搞公关,推广中华文明,不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舰队那样到处打、砸、抢、杀。这也是因为缺乏民族意识,脑子里没有民族称霸和帝国殖民这根弦。
  西方的阶级主义与民族主义东传以后,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给中国注入了竞争的活力,包括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的活力。但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当阶级主义和民族主义走火入魔的时候,光讲“零和”就可能有害了,“中和”观念也许不失为一剂去火降温的良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医在西方得不到承认,因为中、西医的话语方式完全不同。这并不意味着中医就没有价值。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等人说过:在抗生素发明之前,西医可说是一塌糊涂。
  中医的话语方式当然可以丰富和发展,知识局限和功能局限也可以打破,中、西医结合就是一个方向。如果这种改进了的中医还是得不到承认,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一种知识能不能得到更多承认,与一种知识是不是有效,不是一个问题。世界上并没有凡知识成果就一定会受到追捧和喝彩的规则,就一定要成为主流的规则。相反,很多知识成果常常是沉睡的,寂寞的。
  翻一翻《史记》,就可以知道孔子在他那个时代非常边缘化,只在鲁国、陈国、卫国等几个小国乱窜,还四处碰壁,几乎只是历史角落里微光一闪。有时他很悲愤,几乎想驾一条小船到海上去漂流。像秦国、晋国、楚国这样一些大国,显赫的帝王大臣们,谁理睬过他呢?谁知道过他呢?孔子被挖出来和抬出来,是几百年以后,是秦灭六国以后,大家不想再打仗了,需要一个管理秩序和道德秩序了,董仲舒这些人就寻找历史资源,重新加以包装和推销。
  现在的世界,差不多就是个“新战国”时代。宗教和儒学式微了,革命也退潮了,上下交争利,东西交争利。美国,欧洲,日本,俄国,中国,印度,再加上一个什么国,就可以拼成一个新战国“七雄”。大家都在追求富强,都是发展优先,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下去,将来会不会出现一个秦国?由谁来充当这个秦国?这是一个未知数。
  会不会出现秦灭六国以外的另一番前景?如果中国变得强大了,能不能有力量控制自己不称霸?不好战?不向其他民族干坏事?这些都更是未知数。
  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各种条件的变化,知识主流也不会一成不变。很多历史角落里的微光一闪,可能会在什么时候重新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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