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厨 第377节
宋英宗亲自干预：“如李清臣者，公议皆谓可用，顾以亲抑之可乎？”
既而诏举馆阁，欧阳修荐之，称其才不亚苏轼，得集贤校理。
这次考试，是赵顼登极第一次制科，李清臣就是大家最看好的对象。
策问是由司马光出题，大学士拟了一道：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
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
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
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以乐成，难以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
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邪？
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
愿闻所以辨之。”
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首先提出的不是改革派王安石，而是保守党领袖司马光！这是他给王安石贴上的标签！
之所以被后世人传颂为王安石的改革宣言，仅仅是因为最了解自己的往往是敌人，这三句话，对改革派总结得太贴切了。
然而这是一处巨大的陷阱。
因为这句话是与夫子的“君子三畏”唱反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要说文学家不通逻辑，那是瞎扯，司马光这通安排的巧妙之处在于——如果改革派认可三不足之说，就是儒家的叛徒，是辱圣人之言，是夫子定了性的小人。
这样的杀伤力，不是老苏一篇《辨奸论》能匹敌的。
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千年，王安石都被列位奸臣，其最重要的一项罪名就是三不足论。
而千年以下，人们又开始以此为王安石提出的论点，加以颂扬。
甚至有专家说，这就是王安石亲口，因为以司马光保守派的素质，是总结不出这三点的。
后世苏油看到这样的资料不由得捧腹大笑，这些所谓专家，却是连《论语》都没有摸过的？
然而王安石就是这么执拗，这么自信，司马光这说法估计是说到他心里去了，竟然不予反驳！
反倒是赵顼历练出来了，司马光要考生“愿闻所以辨之”，一看就知道这是即将掀起舆论大战的前奏，而且从牌面看怎么都是输。
数典忘祖的名声，哪怕是皇帝，都不敢背！
于是赵顼下令，用纸把它贴盖起来，并批令“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次日，王安石去见赵顼，赵顼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
王安石有些诧异：“不闻。”
赵顼说道：“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令别作策问矣。”
王安石不但不就坡下驴，反而朝坡上走，回答道：“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
“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
“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听闻此事，苏油不由得以手扶额，王安石实在是太小看舆论的威力了。
华夏历史千年，什么经典上找不到支持自己的证据？
《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甚至苏油还将给自己改良派观点的立足点都找出来了：《易言·火器》：“惟火器既日出日新，购用宜慎之又慎。”
群经之首，设教之书，一部周易，通篇都是在讲变化！这才是变法派应该高举的大旗！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要是苏油，就会拿着这个问保守派，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它们是变化的吗？如果是，那我们是不是顺应发展，进行相应的变化，方才可以做到“天且弗违”？
这个世界，运动变化是绝对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
不变，才是违天！用得着跟着保守派的节奏走？自己带节奏不行吗？
在这一点上，王安石还不如他的颜回吕惠卿！
第五百六十章 进与退
因为在朝廷当变法还是当守旧尚未成定论之时，吕惠卿就亮过一个华丽的大招，和天下第一嘴炮司马光来了一场以经典为武器的正面对决。
而且，赢了！
赵顼设迩英殿，崇政殿说书，是向群臣学习，听从政治意见的。
于是这里就是双方的天然战场，每次授课，大家都要引经据典，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那天司马光先讲，讲的是《尚书》：“乃反商政，政由旧。”
这句的意思是说，武王虽然建立了周朝，可还是沿用的商朝的治国方略。故此，周朝延续了八百年。
因此遵从祖宗家法，不轻易变革，才是正道。
接着司马光以汉朝为例，萧规曹随，虽然纷争不断，但国家一直安定，百姓也日趋富足。
至汉武帝擅自更改祖宗家法，天下盗贼四起；
汉宣帝重新沿用祖宗家法，则国家长治久安；
汉元帝又擅自更改家法，天下再次陷入混乱。
吕惠卿上台，同样《尚书》开讲，不过讲的是，《尚书》如何要求大家变法。
《尚书》有云：“正月始和，布法象魏。”
也就是说，每年的正月，天子要将法令公布在宫门外。既然每年都要公布一次法令，那也不是说明，每年都要更改一次法令吗？
《尚书》有云：“五载一巡狩，考制度于诸侯。”
这不就是说，天子的法令，每五年就要更换一次，怎么能说制度不变呢？
接下来开始引申，还是说汉朝。
司马学士说汉代的法令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变法，国家就一定动乱。
但是史料记载，汉惠帝废除了高祖时期的妖书令、挟书令；汉文帝也废除过前朝的收孥令，怎么能说一成不变呢？
至于汉武帝时期盗贼四起的问题，不是因为变法，而是因为穷兵黩武、滥用民力。
汉宣帝时期国家富庶，也不是因为恢复萧何旧法，而是皇帝选贤任能，用贤臣治理国家。
汉元帝时期国家衰败，是因为皇帝重用奸臣，滥杀功勋。
可见，汉室的衰败，跟变法一文钱关系都没有。
《尚书》还有云：“无作聪明乱旧章。”
但这句话不是让后人不要去变法，而是不要自作聪明，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胡乱更改法令。
如今，吾皇英明神武，参政又制定了一系列可行的法令，时机已经成熟，为什么还不赶紧变法？
苏油都不由得感叹，吕惠卿，经史功夫，真特娘的扎实！
但是要是吕惠卿敢和善于“战国纵横家言”的苏家人互怼，苏油就会指出吕惠卿论据不足。
“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明明是每年重申法令，以示重视，却不是一年就来一变。
“五载一巡狩，考制度于诸侯。”既然是考，就是考核，是检查诸侯们对法律的执行情况，跟宣布新法有一文钱关系吗？
老吕你在偷换概念！
不过苏油这次不准备帮司马光，因为他其实也是变法派。
但是更不准备帮王安石，因为他又被欺负了。
《青苗法》，还是没有体现出他给王安石提到过的那些建议，地方上，还是出现了抑配，发生强行摊派现象！
苏油觉得，让俩倔驴各自受点教训也好。
先是右正言李常、孙觉上书：“王广渊在河北乱搞，强行摊派。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渊入奏，说是民间在欢呼歌舞，歌颂圣德。”
赵顼立刻下诏：“诸路常平、广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骚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沮遏者亦如之。”
同时派出各路监察，并遣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潜察府界表钱事。
因为河北太重要了，所以韩琦成了灭火队员，刚刚从陕西出来，又被派去坐镇大名府，兼任河北路转运使。
诏书下达，韩琦立刻上书数万言，大说青苗法不便。
更要命的是，上书中还附上了几处州县发布的告令，里边明确存在强行摊派的内容！
韩琦的原话是：“臣本以青苗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求利。”
“然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非旨抑兼并、济困乏。欲民信服，不可得也。”
“新诏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而后必生行刑督责、同保均陪之患！”
“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进言：“青苗钱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敛未毕，已趣其偿，是盗跖之法也。”
苏油的建议之所以没有被王安石和吕惠卿采纳，其实也是苏油的锅。
没有什么别的原因，都怪这娃太能赚了。
赵顼一共就拨给苏油六十万贯，还是在军器监成立很久之前，而给王安石两千四百万贯，是他上任参知政事之后。
一年下来，苏油不但把军器监搞得风风火火，还缴纳了三十万贯的赋税，还偿还了他三分之一的本金，还附带五万贯的利息，还得到了许多的军器！
相比之下，条例司就有些乏善可陈。
既而诏举馆阁，欧阳修荐之，称其才不亚苏轼，得集贤校理。
这次考试，是赵顼登极第一次制科，李清臣就是大家最看好的对象。
策问是由司马光出题，大学士拟了一道：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
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
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
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以乐成，难以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
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邪？
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
愿闻所以辨之。”
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首先提出的不是改革派王安石，而是保守党领袖司马光！这是他给王安石贴上的标签！
之所以被后世人传颂为王安石的改革宣言，仅仅是因为最了解自己的往往是敌人，这三句话，对改革派总结得太贴切了。
然而这是一处巨大的陷阱。
因为这句话是与夫子的“君子三畏”唱反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要说文学家不通逻辑，那是瞎扯，司马光这通安排的巧妙之处在于——如果改革派认可三不足之说，就是儒家的叛徒，是辱圣人之言，是夫子定了性的小人。
这样的杀伤力，不是老苏一篇《辨奸论》能匹敌的。
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千年，王安石都被列位奸臣，其最重要的一项罪名就是三不足论。
而千年以下，人们又开始以此为王安石提出的论点，加以颂扬。
甚至有专家说，这就是王安石亲口，因为以司马光保守派的素质，是总结不出这三点的。
后世苏油看到这样的资料不由得捧腹大笑，这些所谓专家，却是连《论语》都没有摸过的？
然而王安石就是这么执拗，这么自信，司马光这说法估计是说到他心里去了，竟然不予反驳！
反倒是赵顼历练出来了，司马光要考生“愿闻所以辨之”，一看就知道这是即将掀起舆论大战的前奏，而且从牌面看怎么都是输。
数典忘祖的名声，哪怕是皇帝，都不敢背！
于是赵顼下令，用纸把它贴盖起来，并批令“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次日，王安石去见赵顼，赵顼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
王安石有些诧异：“不闻。”
赵顼说道：“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令别作策问矣。”
王安石不但不就坡下驴，反而朝坡上走，回答道：“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
“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
“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听闻此事，苏油不由得以手扶额，王安石实在是太小看舆论的威力了。
华夏历史千年，什么经典上找不到支持自己的证据？
《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甚至苏油还将给自己改良派观点的立足点都找出来了：《易言·火器》：“惟火器既日出日新，购用宜慎之又慎。”
群经之首，设教之书，一部周易，通篇都是在讲变化！这才是变法派应该高举的大旗！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要是苏油，就会拿着这个问保守派，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它们是变化的吗？如果是，那我们是不是顺应发展，进行相应的变化，方才可以做到“天且弗违”？
这个世界，运动变化是绝对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
不变，才是违天！用得着跟着保守派的节奏走？自己带节奏不行吗？
在这一点上，王安石还不如他的颜回吕惠卿！
第五百六十章 进与退
因为在朝廷当变法还是当守旧尚未成定论之时，吕惠卿就亮过一个华丽的大招，和天下第一嘴炮司马光来了一场以经典为武器的正面对决。
而且，赢了！
赵顼设迩英殿，崇政殿说书，是向群臣学习，听从政治意见的。
于是这里就是双方的天然战场，每次授课，大家都要引经据典，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那天司马光先讲，讲的是《尚书》：“乃反商政，政由旧。”
这句的意思是说，武王虽然建立了周朝，可还是沿用的商朝的治国方略。故此，周朝延续了八百年。
因此遵从祖宗家法，不轻易变革，才是正道。
接着司马光以汉朝为例，萧规曹随，虽然纷争不断，但国家一直安定，百姓也日趋富足。
至汉武帝擅自更改祖宗家法，天下盗贼四起；
汉宣帝重新沿用祖宗家法，则国家长治久安；
汉元帝又擅自更改家法，天下再次陷入混乱。
吕惠卿上台，同样《尚书》开讲，不过讲的是，《尚书》如何要求大家变法。
《尚书》有云：“正月始和，布法象魏。”
也就是说，每年的正月，天子要将法令公布在宫门外。既然每年都要公布一次法令，那也不是说明，每年都要更改一次法令吗？
《尚书》有云：“五载一巡狩，考制度于诸侯。”
这不就是说，天子的法令，每五年就要更换一次，怎么能说制度不变呢？
接下来开始引申，还是说汉朝。
司马学士说汉代的法令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变法，国家就一定动乱。
但是史料记载，汉惠帝废除了高祖时期的妖书令、挟书令；汉文帝也废除过前朝的收孥令，怎么能说一成不变呢？
至于汉武帝时期盗贼四起的问题，不是因为变法，而是因为穷兵黩武、滥用民力。
汉宣帝时期国家富庶，也不是因为恢复萧何旧法，而是皇帝选贤任能，用贤臣治理国家。
汉元帝时期国家衰败，是因为皇帝重用奸臣，滥杀功勋。
可见，汉室的衰败，跟变法一文钱关系都没有。
《尚书》还有云：“无作聪明乱旧章。”
但这句话不是让后人不要去变法，而是不要自作聪明，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胡乱更改法令。
如今，吾皇英明神武，参政又制定了一系列可行的法令，时机已经成熟，为什么还不赶紧变法？
苏油都不由得感叹，吕惠卿，经史功夫，真特娘的扎实！
但是要是吕惠卿敢和善于“战国纵横家言”的苏家人互怼，苏油就会指出吕惠卿论据不足。
“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明明是每年重申法令，以示重视，却不是一年就来一变。
“五载一巡狩，考制度于诸侯。”既然是考，就是考核，是检查诸侯们对法律的执行情况，跟宣布新法有一文钱关系吗？
老吕你在偷换概念！
不过苏油这次不准备帮司马光，因为他其实也是变法派。
但是更不准备帮王安石，因为他又被欺负了。
《青苗法》，还是没有体现出他给王安石提到过的那些建议，地方上，还是出现了抑配，发生强行摊派现象！
苏油觉得，让俩倔驴各自受点教训也好。
先是右正言李常、孙觉上书：“王广渊在河北乱搞，强行摊派。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渊入奏，说是民间在欢呼歌舞，歌颂圣德。”
赵顼立刻下诏：“诸路常平、广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骚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沮遏者亦如之。”
同时派出各路监察，并遣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潜察府界表钱事。
因为河北太重要了，所以韩琦成了灭火队员，刚刚从陕西出来，又被派去坐镇大名府，兼任河北路转运使。
诏书下达，韩琦立刻上书数万言，大说青苗法不便。
更要命的是，上书中还附上了几处州县发布的告令，里边明确存在强行摊派的内容！
韩琦的原话是：“臣本以青苗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求利。”
“然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非旨抑兼并、济困乏。欲民信服，不可得也。”
“新诏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而后必生行刑督责、同保均陪之患！”
“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进言：“青苗钱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敛未毕，已趣其偿，是盗跖之法也。”
苏油的建议之所以没有被王安石和吕惠卿采纳，其实也是苏油的锅。
没有什么别的原因，都怪这娃太能赚了。
赵顼一共就拨给苏油六十万贯，还是在军器监成立很久之前，而给王安石两千四百万贯，是他上任参知政事之后。
一年下来，苏油不但把军器监搞得风风火火，还缴纳了三十万贯的赋税，还偿还了他三分之一的本金，还附带五万贯的利息，还得到了许多的军器！
相比之下，条例司就有些乏善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