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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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全集[精校版]
作者：吴蔚
类型：推理侦探
序
《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为非虚构类历史纪实文学，内容包括发生在清朝的著名四大奇案：科场案、甘肃冒赈案、刺马案以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这四个案子，无一不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且分别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和深刻的背景，能从根本上折射出清朝的政治、军事、社会、民生各方面。
科场案讲述的是科场考试舞弊，关系着清朝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以及利益集团背后的党争；甘肃冒赈案讲述的是甘肃全省官员集体贪污，深刻揭示了封建官僚体系的弊端；刺马案讲述的是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事件，这一重大刑事案件的背后，关系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军事集团的复杂争斗；而杨乃武与小白菜二人被诬陷通奸谋杀，屈打成招，判了死刑，本来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只涉及司法以及民众话语权等问题，却因为机缘巧合卷入了朝廷内部的党派之争，更由于涉及慈禧太后全力打压湘军的复杂背景，沉冤竟然得以昭雪。四个案子各有侧重，因而各个案情的写作风格也完全不同。
《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一书以大案为焦点和主线，同时也没有局限于案情本身，对大案发生的历史背景、相关人物均作了简略的交代，以更能体现出时代的风云特征。可以说，在这四个历史大案中，浓缩着清王朝二百余年的荣辱与沧桑。
第一章 科场案
由于科举考试是通往权势和利益的唯一门槛，因而无论采取如何严密的防范措施，或如何残酷的严刑峻法，始终还是难以杜绝侥幸者的作奸犯禁。民国年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汉民一度叱咤风云，其实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历史上著名的科场代考枪手——他曾经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均顺利中举。
壹、顺天丁酉科场案
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农历是丁酉年。按照清朝制度，子、午、卯、酉年为大比（乡试）之年，因此在这一年的八月，全国各省的省城都将要普行乡试。
各地的考场中，以顺天科场最为重要。顺天科场设在京师北京，凡顺天（今京津地区）、直隶河北省、关外以及名隶国子监或籍系满蒙汉军八旗的士子，都可以参加顺天乡试，称为“北闱”（“闱”为试院别名）。同时也允许各地监生、贡生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对于丁酉年的乡试，天下莘莘学子已经翘首期盼了三年。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年，将发生清朝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即使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此案也是空前的一页。
自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已经施行了一千多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这种以考试成绩而不是以门第来选拔官员的制度，虽然有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封建时代，确实是统治者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能在最大范围内、最公正地选拔人才的机制。“学而举则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晋身的士大夫阶层。
科举制度在唐朝时渐趋完善，基本特征是分科考试，择优录取。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一般试帖经和墨义；进士则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进士科的要求比明经科更高，当时有俗语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说明进士科的难度，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人是完善唐朝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唐太宗扩充国学规模，进士科录取极严；武则天首创了殿试，并增设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殿试只限于武则天当政时，并未成为唐朝定制；唐玄宗时，诗赋则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终唐一朝，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朝的宰相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由此可见科举的影响和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授予新科进士的官职远较后代为低，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授最小的官从九品下。盛唐著名诗人王维高中状元后，授官太乐丞，即为从八品下的小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朝的科举有点类似现代的公务员招考。
宋朝时，除了取士的数量大增外，对科举制度的最大改良当属皇帝加强了对取士过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973）起，殿试正式成为定制，取中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最后的名单和名次也由皇帝钦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由此减少考官同士子结党营私的可能性。殿试结束后，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然后由皇帝赐宴琼林苑，史称琼林宴。凡于殿试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科举经过历代变迁，到明朝时已经形成了完备的考试制度，共分四级：院试是各地考生参加县府的考试，由省提督学政莅临主持，及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称为“大比”；如果赶上皇帝喜庆，也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考期一般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主考、副主考均由朝廷临时选派。乡试中举，称为乙榜，又称桂榜。取中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或称登贤书。考得第一名者，称解元。会试在乡试次年举行，是中央一级的考试，由阁部大臣主持，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又称“春闱”。取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则是皇帝亲自主持，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并从此官服加身，荣耀无比。
不过，科举制发展到明朝，已经与唐朝科举大有不同，开始明显露出僵化的迹象。就考试的范围来说，唐朝包括经义、时务和经史，而明朝主要是四书五经，其他的知识统统被视为“杂学”。就应试文体来说，唐朝主要是诗赋、帖经、墨义等，而明朝则是八股文。八股文讲究形式，其行文格式有严格规定，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内容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华丽辞藻、合乎格式即可，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根本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清朝不但完全承袭了明朝的制度，而且清朝统治者出于私心，屡次大兴文字狱，在思想上对士人控制更严。举例而言，晚清时，梁启超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参加乡试中举人，被视为神童。但他自己也承认“帖括（为应付考试而设的八股文范文选刻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而他的师傅康有为出身书香世家，自小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却十六岁才中秀才，之后六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失意科场二十年。
唐朝和明清的科举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二者实行科举的目的就已经大相迥异：唐朝是为了选才纳贤，为国家选拔有用人才；而明清是为了束缚士人的思想，加强君权。数百年来，八股文扼杀了无数人的创造力，明清的科举也失去了初创时的积极意义，不能造就人才，而选拔出来的人也并非学问出众之人，这也是为什么明清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就默默无闻的原因。但是，对于常人而言，科举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阶梯，过了这关，就是鲤鱼跃过了龙门，就会变化成龙，利禄所在，天下人无不趋之若鹜。
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二十一日，新年伊始，二十岁的顺治皇帝突然发布了一道谕旨，内容并非军国大事，而是限制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这道谕令刚好在大比之年伊始发布，显然有着特别的意义。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素有崇尚“国语（意为满语）骑射”的国策。凡八旗子弟，上自皇帝，下到八旗幼童，从一出生就要开始进行“国语骑射”的教育和考核，直到花甲之年才得中止。但自清廷入关后，局面开始有所改变，八旗子弟发现一旦科举考中，既可以立即升用，得到优厚的俸禄，又可以免去从军之苦役，于是开始崇尚文学，热衷于科举。顺治皇帝对此十分忧虑，多次强调说：“我朝以武功开国，频命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选精良。”但仍然不能阻止八旗子弟崇文怠武，以致顺治皇帝不得不以谕旨来强行限制。此则故事固然是出于清朝“以武定国”的传统，却也说明了在金榜题名后的风光荣耀和高官厚禄的诱惑下，科考给人带来的诱惑何等之大，就连八旗子弟也不能抗拒。
这道谕旨的背后还透露出一点，那就是科举名额十分有限，清朝皇帝希望将这些为数不多的名额留给汉人，以此笼络人心。正因为科举从来就是一座独木桥，参试的人数远远大于被录取的人数，时刻要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科举自存在之日起，就与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联系到了一起。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形象，选拔出真才实学的人才，也制定各种考场规则，全力采取措施确保考试的公正性和录取的公平性。这样，一方面是花样形式不断翻新的作弊手段，另一方面却是日益严格的考试纪律和严厉残酷的惩戒措施，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丁酉乡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少年天子顺治皇帝去年刚刚顺利册封红粉知己董鄂妃为皇贵妃，心情大好，突然决定有所作为，要对科举加以整饬。丁酉的前一科，顺治十一年（1654）的甲午，人称“甲午一榜无不以关节得幸，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各入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研堂见闻杂记》）。顺治皇帝有所察觉警惕，因而不但在选派主考官上格外费心，还事先对考官们告诫说：“考官阅卷有弊者，杀无赦！”语气十分严厉。然而，科场积弊由来已久，似乎谁也没有太把年轻皇帝的话当回事。
从乡试，到会试，再到殿试，这是种层层上升的制度，越往上，关防越是严密，作弊越难。且会试、殿试均是在皇帝脚下举行，镇之以天子之威，行贿者和受贿者均不敢轻易尝试。因此，在几级考试中，乡试就成为最容易产生科场关节的地方。
根据规定，凡国子监监生及府州县学生员学成者（即通过学政主考的岁考的秀才）、儒士未仕者、官未入流者，都可以参加乡试，人数不限。一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因读书不熟，才思迟钝，连秀才都考不中，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乡试的。但只要打通地方关节，公开纳资捐钱，便可附名府县学，或取得略胜于府县学生员的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名正言顺地取得参加乡试的通行证，不必冒任何风险。不过，要通过乡试，取得举人资格，难度就大多了，因为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是有规定的，报名的考生历来远远高于录取名额。不过，一旦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正如《儒林外史》中所言：“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做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中举的诱惑相当之大，对于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来说，想要挤过乡试这座独木桥，混上举人的身份，就只能另想他法了。
来自浙江湖州苕溪的贡生（秀才）张汉没有就近报名参加在本省省会杭州举行的乡试，而是千里迢迢赶到京师北京参加顺天闱的乡试。他本就家境不佳，凑齐路费已经是十分艰难，更不用说一路北上舟马劳顿之辛苦。张汉如此费尽周折地报名顺天乡试，自然是有理由的。按照当时规定，每次乡试，各省录取的名额事先都有规定，且数量不一，根据各地文风、人口而定，如此，顺天则高居各省之首。录取名额多了，录取的几率自然就大得多，因而全国各地不少士子像张汉一样，宁可多花路费，也要参加顺天的乡试。
当时士子齐集北京，人头簇簇，蔚为大观。张汉到京师后，四下一打听，才知道形势严峻，来顺天参加乡试的生员有四千人，贡监生一千七百余人。将近六千人的考生，录取名额只有二百零六名。如此悬殊之比例，令不少报考者开始打起了考官的主意。而一些出身富贵的考生更是有备而来，辇金载银，齐集京师，打算以财神开路，务求金榜题名。
张汉囊中羞涩，连食宿都成问题，不得不借宿在湖州同乡李振邺家，当然无力用金钱去贿赂考官。看到众多竞争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不由得十分发愁。就在此刻，喜讯从天而降——张汉的朋友李振邺竟然被内定为本届顺天闱乡试同考官。
清朝对乡试考官的任命有明文条例规定：各省正、副主考官分别以翰林、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行人、中书评事等选任，各部衙门慎选报送后，由吏部拟定正陪，疏请皇帝任命；已充任会试同考、乡试主考官者不得重送；顺天同考官由吏、礼二部选用，各省同考官则由巡按御史从当地选用。
当年顺天科场主考官为翰林侍读曹本荣（湖北黄冈人）和侍讲宋之绳（江苏溧阳人），二人均是学问渊博的翰林，由顺治皇帝亲自选派。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两位主考官均是南方籍大臣。之后兴起的科场大狱之所以结果如此惨烈，开“科场作弊者死”之先例，其实就是南方籍大臣与北方籍大臣党争的结果。
历来乡试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按照惯例还要另外选派十四名考官，称为“同考官”，又叫“房官”，负责分房阅卷，先筛选考卷，有看中的，再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同考官多为进士出身的闲散小京官，一般从各衙门中科举出身而有才名的散官中选出。因为同考官向主考官推荐的试卷，十之七八会被录取，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所以每到乡试举行前两三个月要内定同考官人选的时候，就开始有京官竭力钻营，以谋一席同考官之任。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便一直垂涎同考官的席位，但却没有被选中，心情很是郁闷。大理寺的左评事李振邺、右评事张我朴及国子博士蔡元禧、行人司行人郭濬等都是当时颇有才名的新进，因此在这一年被膺选入闱。尤其李振邺、张我朴二人均年仅三十有余，号称年少轻狂，立即成为不肖士子们刻意钻营通关节的目标。
李振邺，浙江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他是科举正途出身，少年新进，一直在冷衙门中当一个闲官，官职不大不说，平日还清闲得发慌，毫无油水可捞。他早就有一肚子的窝囊气，所以，这次意外被选为同考官后，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大捞一笔，力争宦囊大饱，满载而归。
刚好此时，李振邺又遇上了一件烦心事，一直呆在家乡的妻子来信告知，不日即将来京。而之前他曾瞒着妻子，在京城偷偷娶了一房小妾。李振邺素来惧内，必须得赶在夫人到达之前，将小妾打发掉。但一日夫妻百日恩，要让他就此将小妾扫地出门，他又有些舍不得。思来想去，始终没有良策。刚好寄宿在自家的张汉进来，李振邺突然心生一计，主动找到张汉，提出要将小妾无偿相送，条件是在李夫人未到之前，他仍然有权占有小妾。张汉对此飞来艳福，自然满口答应。
这边的问题解决了，那一边的小妾却觉得十二分的委屈，要她改嫁给一个穷酸秀才，无论如何她都不肯答应。李振邺便告诉了小妾他已经被内定为同考官的事，他打算让张汉做中间人，去联络三名急于中举的考生，一名考生收取贿银六千两，张汉再加收两成的中间费一千二百两，这样，小妾也就衣食无忧了。小妾听了十分欢喜。于是，李振邺通过小妾带话，让张汉出面，去向考生卖考场关节。
科场作弊手段花样很多，但总的来说只有两大类：一类是考生单独作弊，只牵涉考生本人；第二类则是考生与考官通同作弊。
考生本人作弊最常见的就是挟书，即偷偷地把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书籍或写有文字的字条带进考场。从唐朝开始，就开始禁止挟书。据《通典卷十五》记载：“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但挟书之禁终唐一朝未成为定制。一直到北宋时，才专门设监门、巡铺等官吏，搜索巡查考生是否挟书，一旦发现，便会严加处罚，即取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南宋时加重为取消五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明清时也一再申严挟书之禁，并进一步加重了处罚，如顺治二年（1645）即明确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搜检官役知情容隐者同罪。”（《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七》）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规定：“凡考试，举人入闱，皆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止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其余别物，皆截留在外。如违治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一》）乾隆九年（1744），又进一步详细规定：“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裤油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至于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瓷；木炭止许长二寸；蜡台用锡，止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至考篮一项：应照南式考篮，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士子点名时，头二门内，令搜役两行排立，士子从中鱼贯而入。以两人搜检一人，细查各士子衣服，器具，食物，以杜怀挟之弊。若二门搜出怀挟，即将头门不能搜出之官役，照例处治。”这些措施虽然难以杜绝怀挟之弊，但对于防弊显然有重要的作用，如乾隆九年（1744）顺天府乡试，当场查出四十二名挟书者。乾隆皇帝为之震怒，特派遣亲近大臣严密稽查，规定凡搜得一名挟书，给搜役银三两。顿时，有两千八百名考生不等点名便闻风而散去。
考生单独作弊除了挟书外，还有传义之弊，即在考场中传递字条。宋朝在考场设有巡铺官，明清设有巡绰官，均是为了防止传义之弊。
与挟书、传义相比，代笔更加隐蔽，更难以被发现，因此雇人代考之事时有发生。历代都针对代笔采取了许多措施，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一是鼓励告发代笔之人，利用民间的力量起到监督、监察的作用。二是对比考生笔迹，以防假冒。乡试前，让考生亲自书写卷首家状，等乡试合格之后，再对照家状与试卷的笔迹。三是采取复试之法。清朝乡试、会试放榜后，在参加会试、殿试之前，均要进行复试，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杜绝冒名顶替。
清朝时，还采取了对考生相貌年龄记录在册的做法。由于没有照相术，这种记录只能靠文字描述，因而闹出了不少笑话。清初有一胡姓考官督学监考，严格地按照名册来仔细核对考生的相貌年龄。原造册者将“有须却不浓密”写成“微须”。胡考官认为“微”的意思是“无”，因此将所有有须的考生都拒之门外。一考生据理力争，胡考官怒斥说：“你难道不知道朱熹注‘微，无也’吗？”该考生反唇相讥道：“《论语》中说孔子‘微服而过宋’，岂是说老夫子赤膊精光，身上什么也没穿吗？”
以上三种作弊方式都只与考生本人有关，风险相对较高，容易暴露。另外一类考生考官联合作弊的方式就相对隐蔽多了。最常见的手段就是考生贿买考官，让考官预先泄露试题。历史上，最著名的卖题作弊当属明朝弘治年间的程敏政泄题事件，大名鼎鼎的江南才子唐伯虎也被牵连其中。
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三十岁的唐寅带着江东人的殷殷期望赴北京会试。唐寅，字伯虎，十六岁时参加吴中地区院试（秀才考试），得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二十九岁时，参加了在陪都南京举行的应天府乡试。南京及周围地区素为人文荟萃之地，是明朝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才辈出，而唐寅以第一名考取举人，声名远播，成了天下闻名的“解元公”。主考官梁储认定唐寅是天下奇才，特意将他的答卷带回京师，给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程敏政看。程敏政十分赞赏，叹息说：“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刚好次年会试由程敏政与李东阳主持，天下人均认为状元公非唐寅莫属，唐寅也自认为“功名富贵”指日可待。
在进京的路上，唐寅与江阴富豪举子徐经（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的高祖）相遇，二人结伴同行。到达京城后，主考官程敏政的书童假通关节向应试者索取贿赂，暗中倒卖试题。徐经花重金买到了试题，预先做好了文章，还将试题之事告诉了唐寅。此事后来被谏官华昶等人揭发出来，交有关部门调查，程敏政、徐经、唐寅都被下狱，饱受皮肉之苦。而程敏政根本就毫不知情，出狱后忧愤而死。后来才知道这是傅瀚（也是当时的礼部右侍郎）想要得到程敏政的主考官位置，跟谏官华昶以及程敏政的书童一起设好的圈套，徐经和唐寅二人不过是其中的棋子而已。但唐寅由此前途尽毁，被取消科考资格，发往浙江为吏。孤傲不羁的唐寅受此打击后，无意功名，拒绝到浙江上任，而是返回了吴县老家，从此，开始了“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的生涯，放浪形骸，纵情山水。民间将他称为“江南第一才子”，流传着“三笑姻缘”等风流佳话。
在此案未发前，明孝宗朱祐樘在宫中饮宴观戏。一个优伶扮成个卖猪蹄的，用盘子端了熟猪蹄，边走边叫：“卖蹄（题）啊！”另一个优伶扮成买家上前问价钱。卖蹄的答道：“一千两银子一个！”买的人惊问道：“怎么这么贵？”卖的答道：“我这是熟蹄（题），并非生蹄（题）。”即暗喻京师有人向举人卖会考试题。可见当时科考中，考生买题、考官卖题舞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买题作弊的要诀在于考生花钱买到了试题，事先做好了答卷，但即便如此，仍没有百分之一百中榜的把握，因为考生各人文章才华不一，考官也有自己的口味，考生事先费尽心思做好的文章未必就是考官想要的。比买题更高一筹的，则是收买出题官员。
南宋时，丞相秦桧权倾朝野，朝中大臣无不对其趋炎附势。有一年科举，秦桧的族侄秦暄将要应试。临考前，秦桧派人将中书舍人程子山召入相府，自己并不出面接待，只让仆人用美酒好饭侍候。程子山独自一人呆得无卿，看到桌子上有一篇写着“进士秦暄呈”的札文，便翻看起来，由于浏览再三，几乎能够背诵下来。几天后，程子山接到入闱典试的任命，并得知秦暄将参加考试，便立即想到之前秦桧刻意安排的苦心，于是以秦暄的札文作为考试内容。如此一来，秦暄自然高中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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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全集[精校版]
作者：吴蔚
类型：推理侦探
序
《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为非虚构类历史纪实文学，内容包括发生在清朝的著名四大奇案：科场案、甘肃冒赈案、刺马案以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这四个案子，无一不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且分别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和深刻的背景，能从根本上折射出清朝的政治、军事、社会、民生各方面。
科场案讲述的是科场考试舞弊，关系着清朝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以及利益集团背后的党争；甘肃冒赈案讲述的是甘肃全省官员集体贪污，深刻揭示了封建官僚体系的弊端；刺马案讲述的是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事件，这一重大刑事案件的背后，关系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军事集团的复杂争斗；而杨乃武与小白菜二人被诬陷通奸谋杀，屈打成招，判了死刑，本来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只涉及司法以及民众话语权等问题，却因为机缘巧合卷入了朝廷内部的党派之争，更由于涉及慈禧太后全力打压湘军的复杂背景，沉冤竟然得以昭雪。四个案子各有侧重，因而各个案情的写作风格也完全不同。
《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一书以大案为焦点和主线，同时也没有局限于案情本身，对大案发生的历史背景、相关人物均作了简略的交代，以更能体现出时代的风云特征。可以说，在这四个历史大案中，浓缩着清王朝二百余年的荣辱与沧桑。
第一章 科场案
由于科举考试是通往权势和利益的唯一门槛，因而无论采取如何严密的防范措施，或如何残酷的严刑峻法，始终还是难以杜绝侥幸者的作奸犯禁。民国年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汉民一度叱咤风云，其实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历史上著名的科场代考枪手——他曾经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均顺利中举。
壹、顺天丁酉科场案
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农历是丁酉年。按照清朝制度，子、午、卯、酉年为大比（乡试）之年，因此在这一年的八月，全国各省的省城都将要普行乡试。
各地的考场中，以顺天科场最为重要。顺天科场设在京师北京，凡顺天（今京津地区）、直隶河北省、关外以及名隶国子监或籍系满蒙汉军八旗的士子，都可以参加顺天乡试，称为“北闱”（“闱”为试院别名）。同时也允许各地监生、贡生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对于丁酉年的乡试，天下莘莘学子已经翘首期盼了三年。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年，将发生清朝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即使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此案也是空前的一页。
自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已经施行了一千多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这种以考试成绩而不是以门第来选拔官员的制度，虽然有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封建时代，确实是统治者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能在最大范围内、最公正地选拔人才的机制。“学而举则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晋身的士大夫阶层。
科举制度在唐朝时渐趋完善，基本特征是分科考试，择优录取。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一般试帖经和墨义；进士则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进士科的要求比明经科更高，当时有俗语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说明进士科的难度，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人是完善唐朝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唐太宗扩充国学规模，进士科录取极严；武则天首创了殿试，并增设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殿试只限于武则天当政时，并未成为唐朝定制；唐玄宗时，诗赋则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终唐一朝，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朝的宰相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由此可见科举的影响和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授予新科进士的官职远较后代为低，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授最小的官从九品下。盛唐著名诗人王维高中状元后，授官太乐丞，即为从八品下的小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朝的科举有点类似现代的公务员招考。
宋朝时，除了取士的数量大增外，对科举制度的最大改良当属皇帝加强了对取士过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973）起，殿试正式成为定制，取中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最后的名单和名次也由皇帝钦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由此减少考官同士子结党营私的可能性。殿试结束后，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然后由皇帝赐宴琼林苑，史称琼林宴。凡于殿试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科举经过历代变迁，到明朝时已经形成了完备的考试制度，共分四级：院试是各地考生参加县府的考试，由省提督学政莅临主持，及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称为“大比”；如果赶上皇帝喜庆，也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考期一般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主考、副主考均由朝廷临时选派。乡试中举，称为乙榜，又称桂榜。取中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或称登贤书。考得第一名者，称解元。会试在乡试次年举行，是中央一级的考试，由阁部大臣主持，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又称“春闱”。取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则是皇帝亲自主持，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并从此官服加身，荣耀无比。
不过，科举制发展到明朝，已经与唐朝科举大有不同，开始明显露出僵化的迹象。就考试的范围来说，唐朝包括经义、时务和经史，而明朝主要是四书五经，其他的知识统统被视为“杂学”。就应试文体来说，唐朝主要是诗赋、帖经、墨义等，而明朝则是八股文。八股文讲究形式，其行文格式有严格规定，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内容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华丽辞藻、合乎格式即可，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根本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清朝不但完全承袭了明朝的制度，而且清朝统治者出于私心，屡次大兴文字狱，在思想上对士人控制更严。举例而言，晚清时，梁启超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参加乡试中举人，被视为神童。但他自己也承认“帖括（为应付考试而设的八股文范文选刻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而他的师傅康有为出身书香世家，自小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却十六岁才中秀才，之后六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失意科场二十年。
唐朝和明清的科举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二者实行科举的目的就已经大相迥异：唐朝是为了选才纳贤，为国家选拔有用人才；而明清是为了束缚士人的思想，加强君权。数百年来，八股文扼杀了无数人的创造力，明清的科举也失去了初创时的积极意义，不能造就人才，而选拔出来的人也并非学问出众之人，这也是为什么明清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就默默无闻的原因。但是，对于常人而言，科举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阶梯，过了这关，就是鲤鱼跃过了龙门，就会变化成龙，利禄所在，天下人无不趋之若鹜。
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二十一日，新年伊始，二十岁的顺治皇帝突然发布了一道谕旨，内容并非军国大事，而是限制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这道谕令刚好在大比之年伊始发布，显然有着特别的意义。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素有崇尚“国语（意为满语）骑射”的国策。凡八旗子弟，上自皇帝，下到八旗幼童，从一出生就要开始进行“国语骑射”的教育和考核，直到花甲之年才得中止。但自清廷入关后，局面开始有所改变，八旗子弟发现一旦科举考中，既可以立即升用，得到优厚的俸禄，又可以免去从军之苦役，于是开始崇尚文学，热衷于科举。顺治皇帝对此十分忧虑，多次强调说：“我朝以武功开国，频命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选精良。”但仍然不能阻止八旗子弟崇文怠武，以致顺治皇帝不得不以谕旨来强行限制。此则故事固然是出于清朝“以武定国”的传统，却也说明了在金榜题名后的风光荣耀和高官厚禄的诱惑下，科考给人带来的诱惑何等之大，就连八旗子弟也不能抗拒。
这道谕旨的背后还透露出一点，那就是科举名额十分有限，清朝皇帝希望将这些为数不多的名额留给汉人，以此笼络人心。正因为科举从来就是一座独木桥，参试的人数远远大于被录取的人数，时刻要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科举自存在之日起，就与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联系到了一起。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形象，选拔出真才实学的人才，也制定各种考场规则，全力采取措施确保考试的公正性和录取的公平性。这样，一方面是花样形式不断翻新的作弊手段，另一方面却是日益严格的考试纪律和严厉残酷的惩戒措施，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丁酉乡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少年天子顺治皇帝去年刚刚顺利册封红粉知己董鄂妃为皇贵妃，心情大好，突然决定有所作为，要对科举加以整饬。丁酉的前一科，顺治十一年（1654）的甲午，人称“甲午一榜无不以关节得幸，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各入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研堂见闻杂记》）。顺治皇帝有所察觉警惕，因而不但在选派主考官上格外费心，还事先对考官们告诫说：“考官阅卷有弊者，杀无赦！”语气十分严厉。然而，科场积弊由来已久，似乎谁也没有太把年轻皇帝的话当回事。
从乡试，到会试，再到殿试，这是种层层上升的制度，越往上，关防越是严密，作弊越难。且会试、殿试均是在皇帝脚下举行，镇之以天子之威，行贿者和受贿者均不敢轻易尝试。因此，在几级考试中，乡试就成为最容易产生科场关节的地方。
根据规定，凡国子监监生及府州县学生员学成者（即通过学政主考的岁考的秀才）、儒士未仕者、官未入流者，都可以参加乡试，人数不限。一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因读书不熟，才思迟钝，连秀才都考不中，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乡试的。但只要打通地方关节，公开纳资捐钱，便可附名府县学，或取得略胜于府县学生员的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名正言顺地取得参加乡试的通行证，不必冒任何风险。不过，要通过乡试，取得举人资格，难度就大多了，因为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是有规定的，报名的考生历来远远高于录取名额。不过，一旦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正如《儒林外史》中所言：“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做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中举的诱惑相当之大，对于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来说，想要挤过乡试这座独木桥，混上举人的身份，就只能另想他法了。
来自浙江湖州苕溪的贡生（秀才）张汉没有就近报名参加在本省省会杭州举行的乡试，而是千里迢迢赶到京师北京参加顺天闱的乡试。他本就家境不佳，凑齐路费已经是十分艰难，更不用说一路北上舟马劳顿之辛苦。张汉如此费尽周折地报名顺天乡试，自然是有理由的。按照当时规定，每次乡试，各省录取的名额事先都有规定，且数量不一，根据各地文风、人口而定，如此，顺天则高居各省之首。录取名额多了，录取的几率自然就大得多，因而全国各地不少士子像张汉一样，宁可多花路费，也要参加顺天的乡试。
当时士子齐集北京，人头簇簇，蔚为大观。张汉到京师后，四下一打听，才知道形势严峻，来顺天参加乡试的生员有四千人，贡监生一千七百余人。将近六千人的考生，录取名额只有二百零六名。如此悬殊之比例，令不少报考者开始打起了考官的主意。而一些出身富贵的考生更是有备而来，辇金载银，齐集京师，打算以财神开路，务求金榜题名。
张汉囊中羞涩，连食宿都成问题，不得不借宿在湖州同乡李振邺家，当然无力用金钱去贿赂考官。看到众多竞争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不由得十分发愁。就在此刻，喜讯从天而降——张汉的朋友李振邺竟然被内定为本届顺天闱乡试同考官。
清朝对乡试考官的任命有明文条例规定：各省正、副主考官分别以翰林、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行人、中书评事等选任，各部衙门慎选报送后，由吏部拟定正陪，疏请皇帝任命；已充任会试同考、乡试主考官者不得重送；顺天同考官由吏、礼二部选用，各省同考官则由巡按御史从当地选用。
当年顺天科场主考官为翰林侍读曹本荣（湖北黄冈人）和侍讲宋之绳（江苏溧阳人），二人均是学问渊博的翰林，由顺治皇帝亲自选派。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两位主考官均是南方籍大臣。之后兴起的科场大狱之所以结果如此惨烈，开“科场作弊者死”之先例，其实就是南方籍大臣与北方籍大臣党争的结果。
历来乡试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按照惯例还要另外选派十四名考官，称为“同考官”，又叫“房官”，负责分房阅卷，先筛选考卷，有看中的，再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同考官多为进士出身的闲散小京官，一般从各衙门中科举出身而有才名的散官中选出。因为同考官向主考官推荐的试卷，十之七八会被录取，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所以每到乡试举行前两三个月要内定同考官人选的时候，就开始有京官竭力钻营，以谋一席同考官之任。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便一直垂涎同考官的席位，但却没有被选中，心情很是郁闷。大理寺的左评事李振邺、右评事张我朴及国子博士蔡元禧、行人司行人郭濬等都是当时颇有才名的新进，因此在这一年被膺选入闱。尤其李振邺、张我朴二人均年仅三十有余，号称年少轻狂，立即成为不肖士子们刻意钻营通关节的目标。
李振邺，浙江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他是科举正途出身，少年新进，一直在冷衙门中当一个闲官，官职不大不说，平日还清闲得发慌，毫无油水可捞。他早就有一肚子的窝囊气，所以，这次意外被选为同考官后，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大捞一笔，力争宦囊大饱，满载而归。
刚好此时，李振邺又遇上了一件烦心事，一直呆在家乡的妻子来信告知，不日即将来京。而之前他曾瞒着妻子，在京城偷偷娶了一房小妾。李振邺素来惧内，必须得赶在夫人到达之前，将小妾打发掉。但一日夫妻百日恩，要让他就此将小妾扫地出门，他又有些舍不得。思来想去，始终没有良策。刚好寄宿在自家的张汉进来，李振邺突然心生一计，主动找到张汉，提出要将小妾无偿相送，条件是在李夫人未到之前，他仍然有权占有小妾。张汉对此飞来艳福，自然满口答应。
这边的问题解决了，那一边的小妾却觉得十二分的委屈，要她改嫁给一个穷酸秀才，无论如何她都不肯答应。李振邺便告诉了小妾他已经被内定为同考官的事，他打算让张汉做中间人，去联络三名急于中举的考生，一名考生收取贿银六千两，张汉再加收两成的中间费一千二百两，这样，小妾也就衣食无忧了。小妾听了十分欢喜。于是，李振邺通过小妾带话，让张汉出面，去向考生卖考场关节。
科场作弊手段花样很多，但总的来说只有两大类：一类是考生单独作弊，只牵涉考生本人；第二类则是考生与考官通同作弊。
考生本人作弊最常见的就是挟书，即偷偷地把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书籍或写有文字的字条带进考场。从唐朝开始，就开始禁止挟书。据《通典卷十五》记载：“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但挟书之禁终唐一朝未成为定制。一直到北宋时，才专门设监门、巡铺等官吏，搜索巡查考生是否挟书，一旦发现，便会严加处罚，即取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南宋时加重为取消五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明清时也一再申严挟书之禁，并进一步加重了处罚，如顺治二年（1645）即明确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搜检官役知情容隐者同罪。”（《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七》）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规定：“凡考试，举人入闱，皆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止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其余别物，皆截留在外。如违治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一》）乾隆九年（1744），又进一步详细规定：“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裤油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至于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瓷；木炭止许长二寸；蜡台用锡，止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至考篮一项：应照南式考篮，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士子点名时，头二门内，令搜役两行排立，士子从中鱼贯而入。以两人搜检一人，细查各士子衣服，器具，食物，以杜怀挟之弊。若二门搜出怀挟，即将头门不能搜出之官役，照例处治。”这些措施虽然难以杜绝怀挟之弊，但对于防弊显然有重要的作用，如乾隆九年（1744）顺天府乡试，当场查出四十二名挟书者。乾隆皇帝为之震怒，特派遣亲近大臣严密稽查，规定凡搜得一名挟书，给搜役银三两。顿时，有两千八百名考生不等点名便闻风而散去。
考生单独作弊除了挟书外，还有传义之弊，即在考场中传递字条。宋朝在考场设有巡铺官，明清设有巡绰官，均是为了防止传义之弊。
与挟书、传义相比，代笔更加隐蔽，更难以被发现，因此雇人代考之事时有发生。历代都针对代笔采取了许多措施，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一是鼓励告发代笔之人，利用民间的力量起到监督、监察的作用。二是对比考生笔迹，以防假冒。乡试前，让考生亲自书写卷首家状，等乡试合格之后，再对照家状与试卷的笔迹。三是采取复试之法。清朝乡试、会试放榜后，在参加会试、殿试之前，均要进行复试，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杜绝冒名顶替。
清朝时，还采取了对考生相貌年龄记录在册的做法。由于没有照相术，这种记录只能靠文字描述，因而闹出了不少笑话。清初有一胡姓考官督学监考，严格地按照名册来仔细核对考生的相貌年龄。原造册者将“有须却不浓密”写成“微须”。胡考官认为“微”的意思是“无”，因此将所有有须的考生都拒之门外。一考生据理力争，胡考官怒斥说：“你难道不知道朱熹注‘微，无也’吗？”该考生反唇相讥道：“《论语》中说孔子‘微服而过宋’，岂是说老夫子赤膊精光，身上什么也没穿吗？”
以上三种作弊方式都只与考生本人有关，风险相对较高，容易暴露。另外一类考生考官联合作弊的方式就相对隐蔽多了。最常见的手段就是考生贿买考官，让考官预先泄露试题。历史上，最著名的卖题作弊当属明朝弘治年间的程敏政泄题事件，大名鼎鼎的江南才子唐伯虎也被牵连其中。
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三十岁的唐寅带着江东人的殷殷期望赴北京会试。唐寅，字伯虎，十六岁时参加吴中地区院试（秀才考试），得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二十九岁时，参加了在陪都南京举行的应天府乡试。南京及周围地区素为人文荟萃之地，是明朝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才辈出，而唐寅以第一名考取举人，声名远播，成了天下闻名的“解元公”。主考官梁储认定唐寅是天下奇才，特意将他的答卷带回京师，给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程敏政看。程敏政十分赞赏，叹息说：“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刚好次年会试由程敏政与李东阳主持，天下人均认为状元公非唐寅莫属，唐寅也自认为“功名富贵”指日可待。
在进京的路上，唐寅与江阴富豪举子徐经（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的高祖）相遇，二人结伴同行。到达京城后，主考官程敏政的书童假通关节向应试者索取贿赂，暗中倒卖试题。徐经花重金买到了试题，预先做好了文章，还将试题之事告诉了唐寅。此事后来被谏官华昶等人揭发出来，交有关部门调查，程敏政、徐经、唐寅都被下狱，饱受皮肉之苦。而程敏政根本就毫不知情，出狱后忧愤而死。后来才知道这是傅瀚（也是当时的礼部右侍郎）想要得到程敏政的主考官位置，跟谏官华昶以及程敏政的书童一起设好的圈套，徐经和唐寅二人不过是其中的棋子而已。但唐寅由此前途尽毁，被取消科考资格，发往浙江为吏。孤傲不羁的唐寅受此打击后，无意功名，拒绝到浙江上任，而是返回了吴县老家，从此，开始了“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的生涯，放浪形骸，纵情山水。民间将他称为“江南第一才子”，流传着“三笑姻缘”等风流佳话。
在此案未发前，明孝宗朱祐樘在宫中饮宴观戏。一个优伶扮成个卖猪蹄的，用盘子端了熟猪蹄，边走边叫：“卖蹄（题）啊！”另一个优伶扮成买家上前问价钱。卖蹄的答道：“一千两银子一个！”买的人惊问道：“怎么这么贵？”卖的答道：“我这是熟蹄（题），并非生蹄（题）。”即暗喻京师有人向举人卖会考试题。可见当时科考中，考生买题、考官卖题舞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买题作弊的要诀在于考生花钱买到了试题，事先做好了答卷，但即便如此，仍没有百分之一百中榜的把握，因为考生各人文章才华不一，考官也有自己的口味，考生事先费尽心思做好的文章未必就是考官想要的。比买题更高一筹的，则是收买出题官员。
南宋时，丞相秦桧权倾朝野，朝中大臣无不对其趋炎附势。有一年科举，秦桧的族侄秦暄将要应试。临考前，秦桧派人将中书舍人程子山召入相府，自己并不出面接待，只让仆人用美酒好饭侍候。程子山独自一人呆得无卿，看到桌子上有一篇写着“进士秦暄呈”的札文，便翻看起来，由于浏览再三，几乎能够背诵下来。几天后，程子山接到入闱典试的任命，并得知秦暄将参加考试，便立即想到之前秦桧刻意安排的苦心，于是以秦暄的札文作为考试内容。如此一来，秦暄自然高中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