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节
说到这里，下面的人终于不约而同地“嗯”了一声。怪不得大家感觉，进这学校并不难。不但是南下官员可以，乡贡进士可以，一些其他人员，只要识字也不会拒绝。
王宵猎道：“这样的学校，招人要求并不太难。不过学成并不容易，如果虚度光阴，也只是在学校里几年而已。学不成，就另谋出路，或者去做吏。做不了官，识字总能做个吏员。”
说到这里，王宵猎左右看了看众人。才道：“要保证官员称职，最关键的一点，是人民监督。少了人民的监督，什么制度都没有用。让人民怎么监督，人民的监督怎么有效，怎么不被干扰，是另一个大问题。我前面说过，做官的人，是凡人穿上官服，去做神的事情。凡人怎么做神？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扮演一个神。官员要清楚的知道，自己在扮演一个神的样子，自己不是神。不要演着演着，自己当成真的了。所以人民监督官员，是他穿着官服，演神的时候。脱下了公服，还是普通人。一个普通人，不必什么事情都被人盯着。这一点，要在实践当中，慢慢形成习惯。”
见下面的人都有些茫然，王宵猎也不做解释。这个时候，怎么解释别人也理解不了。道：“人民怎么监督官员？说实话，我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总不能官员做了件事情，有人说不对，就算是监督吧？也不能让百姓没事闯进衙门里去，说你这个办法不行，那个办法不行，教训官员吧？更加不要说官员本身有两项基本职责，向上级负责，向人民负责。百姓能监督得了，何必要官员？让百姓轮差着做官好了。所以呢，要有专门的机构，替百姓监督。”
说到这里，王宵猎不由叹了口气。道：“一说替人民监督，我想的时候都打了个寒颤。人民监督最后还是回到官的身上来，还是人民监督吗？想了很久，人民确实无法直接监督，只能由官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做。比较起来，还是官可靠。那么，就只能设官员来替人民监督了。”
后世的时候，人们想了很多办法监督官员。有检查机关，有号称“无冕之王”的记者，还有各种各样的民间机构，最后其实没有大用。如果连最好管的官员都控制不住，其他的有用，无异痴人说梦。
“如果说，穿上官服的官员在官府里是扮演神的角色，那么这些代替人民监督的官员，就真的是纯粹的人了。他们就是用人的眼光，看着那些扮演的神。看他们演的好不好，扮得真不真，用人的眼光来评价神。他们的评价，决定了官员的去留。”
“就好像我们在勾栏里看戏，台上的演员演得好，我们拍一拍手，叫声好。演得不好，大家便要退场，让他下去。只是人世间这个大舞台，没有办法如此直接，只能用这样一种间接的办法。让这些官员代替人民去做出反应。这是特殊的官员，在行政系统之外的官员。这样的官员，做起来更加不容易。要想准确地代表人民，只有用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技难。”
第482章 天道之下（四）
时光的尽头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桉，但却没有惟一的答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某种程度上是许多文明的特征。只是许多时候，我们认为有惟一的答桉，并且知道了答桉。
历史上的许多科学家，比如牛顿，比如爱因斯坦，比如杨振宁，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很远。最后却告诉别人，自己相信有一个上帝。不同的是牛顿真地相信有宗教的上帝，爱因斯坦和杨振宁不相信。他们信的上帝，不是人格化的，是某种类似于上帝的存在。
为什么？有人就提爱因斯坦的话，科学的尽头是神学。或者杨振宁的话，物理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宗教。哪有那么神奇。最根本的原因，只怕还是他们都是处在西方的文明之中，而西方文明的特征就是上帝。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离不开上帝。
经常有人自省，如果工业化不是从欧洲开始，近代科学不是从欧洲开始，会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殊途同归，依然是历史上的样子？比如说是从中国开始，会不会也是现实中的样子？
肯定不是。如果科学是从中国开始，必然会带上中国文明的烙印。那个时候的科学家，就不会说我相信上帝，而应该是道。而对于道的理解，也会有许多解释。
王宵猎的前世，工业化是从欧洲开始的，近代、现代化也是从欧洲开始的。整个人类文明，被打上了深深的欧洲文明烙印。这不是文明的惟一道路，文明应该还有很多道路。
比如到了这个时代，应该怎么改革？王宵猎需要想清楚，不能把中国文明带入歧途。
作为一个普通人，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便如前世，王宵猎不会想这么多。闲来无事与朋友喝酒的聊天的时候，也会说起中国多么落后，外国多么先进。痛斥历史，针贬时弊，指点江山。
但真的面对了，坐上了这个位置，就不能那样做了。
不只是自然科学，人文方面欧洲文明的烙印更加数不胜数，以至于不仔细思考，根本发觉不了。
近代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项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王权落地。有的人就认为，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必然，是人类社会的必经之路。实际上呢？除了欧洲，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说法，只存在于理论之中。
欧洲中世纪，最普遍的是，国王住在王宫里，贵族住在城堡里。除此之外，还有城镇。城镇里住的是什么人？是手工业者，是商人，是工商业者。这些工商业者，向国王或者贵族交税，基本自治。正是城镇里，诞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随着工业的发展，工商业者的势力越来越强，最终打倒王权。
没有这种工商业城镇的地方，要怎么复制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
到了中国古代怎么办？搞资产阶级革命，扶持资产阶级，扶持谁啊？最典型的是日本，黑船开关之后，一切向欧洲学习，要脱亚入欧。他们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了吗？资产阶级上台了吗？无非是旧贵族摇身一变，成了新的资本家。
欧洲的资产阶级来自于中世纪的城镇，其政治制度带有大量中世纪城镇的特色、残留。比如地方自治，比如票选官员，比如纳税人，诸般种种。这些传统跟先进没有一毛钱关系，只是传统而已。
借助工业化的威力，欧洲人打遍天下，横行世界。许多国家，许多民族都被打怕了，打蒙了，很多人在思想上彻底投降。只要是欧美的，都是先进的；跟欧美不一样的，都是落后的。不管不顾，把欧美的一切照搬进来。以为这样，自己就会现代化了，也会变得先进。
这是不正确的。
文明，是不能照抄的，实际上也抄不来。只会照抄，只能失败，没有其他的结果。
当中国文明沉入了谷底，各种各样的外国思想传进来，中国发生变革。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是幸运的，有合适的领导人，领导了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各种各样左的、右的、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等等，各种各样的错误。这些错误，最核心的，是对中国自己的情况不熟悉，不进行调查研究，提不出适合中国的思想路线。
教员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句话的核心，是在后一句，而不是前一句。不管是要全盘欧美化，还是要全盘苏化，都是不适合中国实际的。文明的学习，本地化是必不可缺少的一步。
教员思想，不是天然能说服人。实际上，在很长时间，说服不了几个人。直到革命走入低谷，教员带领中国红军重获新生，才真正确立了教员的地位。这个时候，教员的思想才能说服人。
文明就是这个样子。落后了，挨打了，老老实实学习，认认真真学习。这个学习的过程，不但是要了解先进的，更重要的是必须认清自己。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要吃透，一定要弄清楚。哪些内容，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用到自己的文明中来。
不完成这一步，想着抄别人，那就两个结果。一个是失败，一个是失去自己，文明消失。想着我就是照着抄你，最后还能够青出于蓝，是真地想多了。
在这个时代，王宵猎首先要想清楚的，是前世的知识哪些是有用的，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没有用的，可以抛弃的。选择有用的，抛弃没有用的，才能够有未来。
总有人觉得，不抄没有把握，有别人的答桉我抄怎么会抄错？从后世到了两宋之交，我一肚子的知识。我知道历史走势，我知道人类的发展规律，我还会很多的理工科知识，拯救国家不是举手之劳？分分钟可以打败金军，甚至打败全世界，到处建殖民地，建一个全球帝国。
有别人的答桉就会了？新冠疫情在中国发生，中国交出了一份勉强合格的答桉。这份答桉全世界都可以抄，如果愿意，中国还会真心实意地去出手帮忙。有几个国家抄会了？有的人又会说，人家不是抄不会，而是有什么什么样的国情，想怎么怎么样。说到底，哪那么多废话？抄不会就是抄不会。
曾经，香港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他们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好的学校里教书，都是教英语的。一见到大陆人，嘴里会蹦出一个词“professional”，特别骄傲。很多大陆人也认为，现代化就应该是人家那样子的，会变成洋人的样子，自己有一天也“professional”。实际上呢，疫情到了香港，其结果让人不忍直视。国内也曾经有一个城市觉得自己最大最先进，还最洋气。疫情一来，就露出了自己的底色。
关于文明，没有标准的答桉。适合自己的答桉，要靠文明自己找出来。找不出来，就只好一直沉沦下去。不然纵然一时暴富，也只是昙花一现。
王宵猎的前世，有一个说法很流行，叫作全球化。全球化了，哪里都一样，地球会成为一个大的村子，叫地球村。会不会呢？除非一个文明强势到把其他的文明都消灭了，否则只怕不会。
中国慢慢从谷底爬了出来，有的人觉得找到了道路，这条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说印度，会说印度缺乏一场革命。这种说法对不对王宵猎不知道，但却知道，中国人说出来的肯定不对。印度到底应该怎么样，只有印度人有答桉。能不能找到答桉，就只能看印度人自己了。
把整个思想、理论、制度等等，放到天道之下，是王宵猎在这个时代选择的道路。对不对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践。理论来指导实践，实践验证并修正理论。
时光的尽头是什么？王宵猎的尽头，肯定不是上帝，他希望是天道。
第483章 有度无界
天上的云层更厚了，阳光暗了下来。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微风，不似刚才那么热了。
王宵猎抬头看了看天，又看着下面的众人。道：“下面我讲的可能有些无聊，想了好久，觉得还是讲一讲得好。你们最好是记下来，以后思考。我可能讲得对，也可能不对，需要你们参与。”
“《道德经》开篇即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有非常多种解释，我不知道哪一种正确。我也不知道老子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本来是什么意思。我只讲我自己的理解，诸位可以参考。道囊括一切，我们生天地间，自然也在道的范围之中。这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认识道。”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们可以认识道，但不能完全认识道。我们对道的认识，永远是部分。这一点看起来不重要，其实非常重要。由此知道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宇宙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最少是不完全的。我们依据已经认识的，去推测整体，包括那些没有认识到的，永远不与事实相符。我们认为对的东西，从道的角度来说，都是错的。我们做事，必须非常清楚这一点才行。不要因为知道了一点知识，就觉得这世界没有自己不知道的，觉得自己全知全能了。”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给认识的世界起了非常多的名字。比如上面是天，脚下是地，地上有高山，有大河，有平原，诸般种种。必须非常清楚，这些名字是人起的，不是天地本来就有的。也必须非常清楚，由这些名字而总结出来的知识和规律，是来自于人，而不是来自于天地。”
名实之辨，是中国思想中的一个著名问题。比如白马非马，便是名家公孙龙的一个著名例子。王宵猎最喜欢讲的离坚白，是另一个例子。
这个问题，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核心之一。两千年后，其实也没有解决。名家绝不是一部分人所理解的诡辨之术，用后世的话说，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所以后世的人对这些人著作的注释，会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有些人还好，还有一部分哲学家，最喜欢给他们加朴素的某某主义的限定语。在加限定语的人看来，这样讲，是说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思想，是一种褒奖。而实际上，在读者眼中，就是加限定语的人觉得自己比这些人高明，让人觉得可笑。
中国思想从元朝之后，就很少有大的进步。明朝王阳明提出心学，也缺少前世学问的开拓性，并没有广为流传。而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思想流传泛围更小。等到了清朝，就是万马齐喑了。
这样的情况，等到清末面对西方入侵，中国文化是以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去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是西方文化没有学得十分精通，中国自己的文化又被抛弃了。
在自然科学中，这种事情非常明显，大家反而见怪不怪了。比如牛顿的引力定律，后来就有更加精确的相对论。相对论之后呢？人们还没有找出来。但在社会科学中，很多人就走不出来了。一谈人文问题，最喜欢讲柏拉图、亚力士多德，黑格尔、康德，还有些人喜欢讲更小众的哲学家，觉得这样讲特别有格调。说实话，这多是不懂装懂而已。
不同的文明，有对世界不同的看法，也有对人类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认为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样的，应该有共同的过去，共同的现在和共同的未来，本来就不能算正确。
这个问题王宵猎想了很久，现在讲出来，觉得有许多话要讲。但等到开了口，又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看着众人，沉默了好一会。
“我们给这个世界的事务起了许多名字，这些名字都需要定义。如果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着这些名字指代的事务，那么定义应该是精确的。但实际上，哪里有精确的定义呢？起个名字，本来只是说明这个世界这里与那里不同，这个东西与那个东西不同，这件事与那件事不同。定义当然应该有，指代也应该很明确。比如泰山与华山不同，两者与嵩山也不一样，这没有疑议。但一座山，它的边界在哪里，却是一个大问题。远看我们知道是泰山，但到底泰山的边界在哪里，却无法精确地划出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样子的叫作人。但什么样子才是人呢？又无法说清楚。”
“这个问题，我叫作有度而无界。有度我们才能把这个事务与其他事务分开，起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却没有清晰的边界，所有的边界，都是人为划上去的。而且，就是人为划个清晰的边界，这个边界却不清晰，总是会被新的发现突破。明白了这一点，就会避免在很多事情上犯错误。”
边界不清晰，容易被突破这件事，后世有个很形象的叫法，切香肠。你给一件事划条界线，敌人就总是在界线附近骚扰，时间久了，界线也就明存实亡。
这是世界的本质特性，不是谁狡滑，也不是谁老实。明确的边界，本就不应该划出来。
“为了认识世界，为了能够描述我们认识的世界，人们要起许多的名字。把一个一个的名字联结起来，加入原因、过程和结果，以及一些其他内容，就成了知识。必须记住，这些知识，是人类根据自己的理解，人造出来的。不管名字还是知识，都不是天地生成，都并不是道的内容。我们在天道之下，这些名字和知识，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天道本身。怎么凭借这些名字和知识认识天道呢？按照佛家的讲法，要悟。按我们汉人的讲法，叫心得。虽然听到的是一，但我心中得二。”
“天道之下，我们要得到的是道，名字和知识只是手段。不要困于手段，而忘记了根本。做官的人治理万民，不要困于法律和条例，而要时时记住人民。”
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是没有道的，他们也并不关注道。在他们那里，代替道的是上帝，是他们无所不能的主。在主之前，他们相信有一个由名字知识构成的理性世界。
有的人学了一点哲学知识，喜欢说理性世界，甚至有人说这是西方文明强于中国文明的原因。这是不正确的。这只是两个文明对世界的认识不同，理解不同。
西方文明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特别是重视概念，重视概念的定义。
比如自然科学之中，要定义生物和非生物，生物中又要定义动物和植物。后来发现有既不属于动物和植物的，又加上一个微生物。如果后来再发现更多，继续加，继续定义。
比如社会科学，先要做人的定义。不管定义多么明确，说定义的多么科学，实际上要么有不属于人的生物按照定义属于人，要么有明明是人，按照定义却不是人了。
西方文明中，这是无法解决的，是文明的本质属性。
第484章 名实之辨
见下面的人一脸茫然，王宵猎也觉得无奈。这些知识，说起来枯燥，听起来无味。而且对于说的人，这些知识很简单，应该一说就懂。但对于听的人，却晦涩艰深，茫然不知所云。
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喉咙。王宵猎接着道：“有度无界，意思是世界并不是处处相同，而是各处不同的。这些不同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一个不同的事务。为了认识这些事务，说清他们，便就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起了名字，就要定义这些名字。当对名字定义的时候，便就划定了边界。在人的世界里，各个名字都有边界。出了边界，便就不是这个名字的事务了。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并没有边界。一个一个的名字，不过是人为了自己方便定义出来的。由这些名字，结合世界的变化，形成的知识，当然也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我们就是这样用人类形成的名字和知识，一点一点地认识世界，一点一点逼近真实。”
“这样逼近真实，认识到的永远不可能是真实的世界，或多或少总是差一些。真实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世界是怎么变化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称之为道。”
“在有度无界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认识世界？度的不同要牢牢把握，没有边界必须清楚，才能牢牢抓住各个事务的不同。一旦忘记了这一点，对于不同名字的事务，一定要找出个边界来，往往就会陷入混乱。到了最后，连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忘记了。”
“我们是这样认识的。比如说，大地上有两座高起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山。山间低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山谷。山和山谷，看上去非常明显。这座山和那座山，分得非常清楚。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其实很难分清。如果我们在两座山之间划上一条线，线的这边是这座山，线的那边是那座山。哪怕这条线恰好划在两座山的中间，这条界线也是不真实的。如果把划的线拿掉，让一个人去找最低的地方，说那里是两座山的界线。那么这个人要么没有到界线而认为到了，要么过了界线认为还不到，无法找到划的界线。更何况界线是精确的位置，而真实的世界却没有那么精确。我们认识的界线，认为是精确的，其实都是一个或大或小的范围。在界线的边上，只要想，总是能离界线更近一点，最终走到另一边。”
说到这里，王宵猎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说得并不清楚。不过一时之间，也想不到更好的说法。
下面这些人都是读了些书，学问不深，没法讲得过于明白。举的例子只求简单易懂，其实并不是很合适。只能让他们先有了大致概念，以后再慢慢深化。
这些内容不讲不行的。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官府，为什么要招这些官员，为什么这样做事，都要有其根据。如果只是王宵猎脑子一热，就决定这么做了，怎么可能形成一个体系呢。
作为政治组织，必须有自己的哲学。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那就要借用别人的哲学。或者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政治组织要有自己的思想。如果没有思想，也就失去了灵魂。
欧洲的文明，起源于概念，再形成自己的逻辑，从而形成一套思想体系。他们同样发现了概念世界与真实世界的不同，由此形成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划分。只是他们认为理性世界才是真实的，感性世界是不真实的。这与欧洲人的信仰有关，最后可以归结为无所不能的主。
王宵猎是从中国传统思想出发，不认为有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别，只有一个世界。这惟一的世界，就是天道的世界。人生活于真实的世界中，而对世界的认识又不是真实的。我们只能感受道，从侧面了解道，而不能真正的说清楚道。
名实之辨，从两千多年起就是中国思想的重要问题。那个时候，也是大家讲道的时候。老子留下了《道德经》，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个问题在西方，引起重视的时候很晚。与此有些关联的重要人物，如维特根思坦，在欧美也是重要的思想家。不过与中国文明不同，他们是从另外的方面述说。
前世看小视频的时候，有一个学中国哲学的教授，应该挺有名的。他强调中国哲学，讲了一个小故事。一次会议，有二三十个学西方哲学的教授，就他一个是学中国哲学的。学西方哲学的教授们，都瞧不起他。然后他就讲《金刚经》，说：佛说般若密，既非般若密，是名般若密。然后问别人，什么是般若密。二三十个西方哲学教授回答不上来，承认中国哲学厉害。最后他说，中国哲学尊重西方哲应该的，但西方哲学也不要瞧不起中国哲学，没有资格。
三句话其实依然是名实之辨，没有什么稀奇。只是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在各种思想流派中，变幻着各种方式出现。这个小视频说明的问题，在王宵猎看来，不是这个问题多么深奥，而是中国思想在现实中的地位。在中国，开哲学会议，二三十个学西方哲学，只有一个学中国哲学。还是在中国，学西方哲学的瞧不起学中国哲学的。
西方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黑格尔，曾经因为中国语言概念不清，认为是一种低等的语言。有的中国人学了黑格尔，也这么认为。
怎么说呢？王宵猎只能说，在文明的课堂上，如果你只是一个三流学生，就不要装超一流了。
道与名实之辨在一起，会直接动摇欧美文明的根基。不是说欧美文明在欧美那里不对，而是说想把欧美文明，特别是欧美哲学搬到中国来的人，就失去了根本。
原因很简单，欧美人有宗教信仰。到了最后，总有一个惟一的神出来收拾残局。而在中国，没有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有的是道。
这跟惟物主义与惟心主义无关，实际这两者的区别，也跟欧州文明息息相关。而是说对中国文明来说，没有了惟一的神，没有了与惟一的神关联在一起的理性世界，概念串起来的知识就出问题了。
有人说我不相信神。那又怎样呢？如果，那个神出现在你的面前，佛祖出现在你的面前，你还能够坚持吗？中国文明可以坚持。因为中国文明中，有凌驾于漫天神佛之上的道。
经常有人问，如果近代科学出现在中国，还会是历史上的样子吗？肯定不是的。只是会是什么样子，历史上没有发生，不知道罢了。就跟李约瑟之问，为什么工业化没有率先发生在中国？中国人能够怎么回答呢？只能说，我们这些不孝子孙哪。
学西方哲学的人，是学中国哲学的人的二三十倍。这个数据，本身说明了价值取向。从中国政府向美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算起，一百五十年了。一百五十年来，说实话，在哲学上，中国人也并没有学到什么。真正学会的，是回到中国，把中国文明彻底批烂批臭。还学会了一点，事实不重要，我学会的理论才重要。如果事实与我的理论不相符，那就是事实错了。
当量子理论提出，爱因斯坦根本不能相信。当然最后，是爱因斯坦错了。
历史上有很多科学家，包括英国人、德国人，甚至是中国人，最后都相信有上帝。虽然有人是真的信人格的上帝，有的是信非人格化的造物主。为什么？因为这个思想体系，就是从这上面来的。
科学是不是只有一种样子？人类社会是不是只有一种样子？
lt;div style=quot;text-align:center;quot;gt;
lt;scriptgt;read_xia();lt;/scriptgt;
王宵猎道：“这样的学校，招人要求并不太难。不过学成并不容易，如果虚度光阴，也只是在学校里几年而已。学不成，就另谋出路，或者去做吏。做不了官，识字总能做个吏员。”
说到这里，王宵猎左右看了看众人。才道：“要保证官员称职，最关键的一点，是人民监督。少了人民的监督，什么制度都没有用。让人民怎么监督，人民的监督怎么有效，怎么不被干扰，是另一个大问题。我前面说过，做官的人，是凡人穿上官服，去做神的事情。凡人怎么做神？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扮演一个神。官员要清楚的知道，自己在扮演一个神的样子，自己不是神。不要演着演着，自己当成真的了。所以人民监督官员，是他穿着官服，演神的时候。脱下了公服，还是普通人。一个普通人，不必什么事情都被人盯着。这一点，要在实践当中，慢慢形成习惯。”
见下面的人都有些茫然，王宵猎也不做解释。这个时候，怎么解释别人也理解不了。道：“人民怎么监督官员？说实话，我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总不能官员做了件事情，有人说不对，就算是监督吧？也不能让百姓没事闯进衙门里去，说你这个办法不行，那个办法不行，教训官员吧？更加不要说官员本身有两项基本职责，向上级负责，向人民负责。百姓能监督得了，何必要官员？让百姓轮差着做官好了。所以呢，要有专门的机构，替百姓监督。”
说到这里，王宵猎不由叹了口气。道：“一说替人民监督，我想的时候都打了个寒颤。人民监督最后还是回到官的身上来，还是人民监督吗？想了很久，人民确实无法直接监督，只能由官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做。比较起来，还是官可靠。那么，就只能设官员来替人民监督了。”
后世的时候，人们想了很多办法监督官员。有检查机关，有号称“无冕之王”的记者，还有各种各样的民间机构，最后其实没有大用。如果连最好管的官员都控制不住，其他的有用，无异痴人说梦。
“如果说，穿上官服的官员在官府里是扮演神的角色，那么这些代替人民监督的官员，就真的是纯粹的人了。他们就是用人的眼光，看着那些扮演的神。看他们演的好不好，扮得真不真，用人的眼光来评价神。他们的评价，决定了官员的去留。”
“就好像我们在勾栏里看戏，台上的演员演得好，我们拍一拍手，叫声好。演得不好，大家便要退场，让他下去。只是人世间这个大舞台，没有办法如此直接，只能用这样一种间接的办法。让这些官员代替人民去做出反应。这是特殊的官员，在行政系统之外的官员。这样的官员，做起来更加不容易。要想准确地代表人民，只有用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技难。”
第482章 天道之下（四）
时光的尽头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桉，但却没有惟一的答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某种程度上是许多文明的特征。只是许多时候，我们认为有惟一的答桉，并且知道了答桉。
历史上的许多科学家，比如牛顿，比如爱因斯坦，比如杨振宁，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很远。最后却告诉别人，自己相信有一个上帝。不同的是牛顿真地相信有宗教的上帝，爱因斯坦和杨振宁不相信。他们信的上帝，不是人格化的，是某种类似于上帝的存在。
为什么？有人就提爱因斯坦的话，科学的尽头是神学。或者杨振宁的话，物理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宗教。哪有那么神奇。最根本的原因，只怕还是他们都是处在西方的文明之中，而西方文明的特征就是上帝。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离不开上帝。
经常有人自省，如果工业化不是从欧洲开始，近代科学不是从欧洲开始，会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殊途同归，依然是历史上的样子？比如说是从中国开始，会不会也是现实中的样子？
肯定不是。如果科学是从中国开始，必然会带上中国文明的烙印。那个时候的科学家，就不会说我相信上帝，而应该是道。而对于道的理解，也会有许多解释。
王宵猎的前世，工业化是从欧洲开始的，近代、现代化也是从欧洲开始的。整个人类文明，被打上了深深的欧洲文明烙印。这不是文明的惟一道路，文明应该还有很多道路。
比如到了这个时代，应该怎么改革？王宵猎需要想清楚，不能把中国文明带入歧途。
作为一个普通人，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便如前世，王宵猎不会想这么多。闲来无事与朋友喝酒的聊天的时候，也会说起中国多么落后，外国多么先进。痛斥历史，针贬时弊，指点江山。
但真的面对了，坐上了这个位置，就不能那样做了。
不只是自然科学，人文方面欧洲文明的烙印更加数不胜数，以至于不仔细思考，根本发觉不了。
近代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项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王权落地。有的人就认为，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必然，是人类社会的必经之路。实际上呢？除了欧洲，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说法，只存在于理论之中。
欧洲中世纪，最普遍的是，国王住在王宫里，贵族住在城堡里。除此之外，还有城镇。城镇里住的是什么人？是手工业者，是商人，是工商业者。这些工商业者，向国王或者贵族交税，基本自治。正是城镇里，诞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随着工业的发展，工商业者的势力越来越强，最终打倒王权。
没有这种工商业城镇的地方，要怎么复制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
到了中国古代怎么办？搞资产阶级革命，扶持资产阶级，扶持谁啊？最典型的是日本，黑船开关之后，一切向欧洲学习，要脱亚入欧。他们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了吗？资产阶级上台了吗？无非是旧贵族摇身一变，成了新的资本家。
欧洲的资产阶级来自于中世纪的城镇，其政治制度带有大量中世纪城镇的特色、残留。比如地方自治，比如票选官员，比如纳税人，诸般种种。这些传统跟先进没有一毛钱关系，只是传统而已。
借助工业化的威力，欧洲人打遍天下，横行世界。许多国家，许多民族都被打怕了，打蒙了，很多人在思想上彻底投降。只要是欧美的，都是先进的；跟欧美不一样的，都是落后的。不管不顾，把欧美的一切照搬进来。以为这样，自己就会现代化了，也会变得先进。
这是不正确的。
文明，是不能照抄的，实际上也抄不来。只会照抄，只能失败，没有其他的结果。
当中国文明沉入了谷底，各种各样的外国思想传进来，中国发生变革。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是幸运的，有合适的领导人，领导了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各种各样左的、右的、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等等，各种各样的错误。这些错误，最核心的，是对中国自己的情况不熟悉，不进行调查研究，提不出适合中国的思想路线。
教员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句话的核心，是在后一句，而不是前一句。不管是要全盘欧美化，还是要全盘苏化，都是不适合中国实际的。文明的学习，本地化是必不可缺少的一步。
教员思想，不是天然能说服人。实际上，在很长时间，说服不了几个人。直到革命走入低谷，教员带领中国红军重获新生，才真正确立了教员的地位。这个时候，教员的思想才能说服人。
文明就是这个样子。落后了，挨打了，老老实实学习，认认真真学习。这个学习的过程，不但是要了解先进的，更重要的是必须认清自己。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要吃透，一定要弄清楚。哪些内容，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用到自己的文明中来。
不完成这一步，想着抄别人，那就两个结果。一个是失败，一个是失去自己，文明消失。想着我就是照着抄你，最后还能够青出于蓝，是真地想多了。
在这个时代，王宵猎首先要想清楚的，是前世的知识哪些是有用的，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没有用的，可以抛弃的。选择有用的，抛弃没有用的，才能够有未来。
总有人觉得，不抄没有把握，有别人的答桉我抄怎么会抄错？从后世到了两宋之交，我一肚子的知识。我知道历史走势，我知道人类的发展规律，我还会很多的理工科知识，拯救国家不是举手之劳？分分钟可以打败金军，甚至打败全世界，到处建殖民地，建一个全球帝国。
有别人的答桉就会了？新冠疫情在中国发生，中国交出了一份勉强合格的答桉。这份答桉全世界都可以抄，如果愿意，中国还会真心实意地去出手帮忙。有几个国家抄会了？有的人又会说，人家不是抄不会，而是有什么什么样的国情，想怎么怎么样。说到底，哪那么多废话？抄不会就是抄不会。
曾经，香港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他们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好的学校里教书，都是教英语的。一见到大陆人，嘴里会蹦出一个词“professional”，特别骄傲。很多大陆人也认为，现代化就应该是人家那样子的，会变成洋人的样子，自己有一天也“professional”。实际上呢，疫情到了香港，其结果让人不忍直视。国内也曾经有一个城市觉得自己最大最先进，还最洋气。疫情一来，就露出了自己的底色。
关于文明，没有标准的答桉。适合自己的答桉，要靠文明自己找出来。找不出来，就只好一直沉沦下去。不然纵然一时暴富，也只是昙花一现。
王宵猎的前世，有一个说法很流行，叫作全球化。全球化了，哪里都一样，地球会成为一个大的村子，叫地球村。会不会呢？除非一个文明强势到把其他的文明都消灭了，否则只怕不会。
中国慢慢从谷底爬了出来，有的人觉得找到了道路，这条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说印度，会说印度缺乏一场革命。这种说法对不对王宵猎不知道，但却知道，中国人说出来的肯定不对。印度到底应该怎么样，只有印度人有答桉。能不能找到答桉，就只能看印度人自己了。
把整个思想、理论、制度等等，放到天道之下，是王宵猎在这个时代选择的道路。对不对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践。理论来指导实践，实践验证并修正理论。
时光的尽头是什么？王宵猎的尽头，肯定不是上帝，他希望是天道。
第483章 有度无界
天上的云层更厚了，阳光暗了下来。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微风，不似刚才那么热了。
王宵猎抬头看了看天，又看着下面的众人。道：“下面我讲的可能有些无聊，想了好久，觉得还是讲一讲得好。你们最好是记下来，以后思考。我可能讲得对，也可能不对，需要你们参与。”
“《道德经》开篇即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有非常多种解释，我不知道哪一种正确。我也不知道老子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本来是什么意思。我只讲我自己的理解，诸位可以参考。道囊括一切，我们生天地间，自然也在道的范围之中。这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认识道。”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们可以认识道，但不能完全认识道。我们对道的认识，永远是部分。这一点看起来不重要，其实非常重要。由此知道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宇宙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最少是不完全的。我们依据已经认识的，去推测整体，包括那些没有认识到的，永远不与事实相符。我们认为对的东西，从道的角度来说，都是错的。我们做事，必须非常清楚这一点才行。不要因为知道了一点知识，就觉得这世界没有自己不知道的，觉得自己全知全能了。”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给认识的世界起了非常多的名字。比如上面是天，脚下是地，地上有高山，有大河，有平原，诸般种种。必须非常清楚，这些名字是人起的，不是天地本来就有的。也必须非常清楚，由这些名字而总结出来的知识和规律，是来自于人，而不是来自于天地。”
名实之辨，是中国思想中的一个著名问题。比如白马非马，便是名家公孙龙的一个著名例子。王宵猎最喜欢讲的离坚白，是另一个例子。
这个问题，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核心之一。两千年后，其实也没有解决。名家绝不是一部分人所理解的诡辨之术，用后世的话说，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所以后世的人对这些人著作的注释，会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有些人还好，还有一部分哲学家，最喜欢给他们加朴素的某某主义的限定语。在加限定语的人看来，这样讲，是说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思想，是一种褒奖。而实际上，在读者眼中，就是加限定语的人觉得自己比这些人高明，让人觉得可笑。
中国思想从元朝之后，就很少有大的进步。明朝王阳明提出心学，也缺少前世学问的开拓性，并没有广为流传。而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思想流传泛围更小。等到了清朝，就是万马齐喑了。
这样的情况，等到清末面对西方入侵，中国文化是以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去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是西方文化没有学得十分精通，中国自己的文化又被抛弃了。
在自然科学中，这种事情非常明显，大家反而见怪不怪了。比如牛顿的引力定律，后来就有更加精确的相对论。相对论之后呢？人们还没有找出来。但在社会科学中，很多人就走不出来了。一谈人文问题，最喜欢讲柏拉图、亚力士多德，黑格尔、康德，还有些人喜欢讲更小众的哲学家，觉得这样讲特别有格调。说实话，这多是不懂装懂而已。
不同的文明，有对世界不同的看法，也有对人类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认为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样的，应该有共同的过去，共同的现在和共同的未来，本来就不能算正确。
这个问题王宵猎想了很久，现在讲出来，觉得有许多话要讲。但等到开了口，又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看着众人，沉默了好一会。
“我们给这个世界的事务起了许多名字，这些名字都需要定义。如果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着这些名字指代的事务，那么定义应该是精确的。但实际上，哪里有精确的定义呢？起个名字，本来只是说明这个世界这里与那里不同，这个东西与那个东西不同，这件事与那件事不同。定义当然应该有，指代也应该很明确。比如泰山与华山不同，两者与嵩山也不一样，这没有疑议。但一座山，它的边界在哪里，却是一个大问题。远看我们知道是泰山，但到底泰山的边界在哪里，却无法精确地划出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样子的叫作人。但什么样子才是人呢？又无法说清楚。”
“这个问题，我叫作有度而无界。有度我们才能把这个事务与其他事务分开，起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却没有清晰的边界，所有的边界，都是人为划上去的。而且，就是人为划个清晰的边界，这个边界却不清晰，总是会被新的发现突破。明白了这一点，就会避免在很多事情上犯错误。”
边界不清晰，容易被突破这件事，后世有个很形象的叫法，切香肠。你给一件事划条界线，敌人就总是在界线附近骚扰，时间久了，界线也就明存实亡。
这是世界的本质特性，不是谁狡滑，也不是谁老实。明确的边界，本就不应该划出来。
“为了认识世界，为了能够描述我们认识的世界，人们要起许多的名字。把一个一个的名字联结起来，加入原因、过程和结果，以及一些其他内容，就成了知识。必须记住，这些知识，是人类根据自己的理解，人造出来的。不管名字还是知识，都不是天地生成，都并不是道的内容。我们在天道之下，这些名字和知识，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天道本身。怎么凭借这些名字和知识认识天道呢？按照佛家的讲法，要悟。按我们汉人的讲法，叫心得。虽然听到的是一，但我心中得二。”
“天道之下，我们要得到的是道，名字和知识只是手段。不要困于手段，而忘记了根本。做官的人治理万民，不要困于法律和条例，而要时时记住人民。”
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是没有道的，他们也并不关注道。在他们那里，代替道的是上帝，是他们无所不能的主。在主之前，他们相信有一个由名字知识构成的理性世界。
有的人学了一点哲学知识，喜欢说理性世界，甚至有人说这是西方文明强于中国文明的原因。这是不正确的。这只是两个文明对世界的认识不同，理解不同。
西方文明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特别是重视概念，重视概念的定义。
比如自然科学之中，要定义生物和非生物，生物中又要定义动物和植物。后来发现有既不属于动物和植物的，又加上一个微生物。如果后来再发现更多，继续加，继续定义。
比如社会科学，先要做人的定义。不管定义多么明确，说定义的多么科学，实际上要么有不属于人的生物按照定义属于人，要么有明明是人，按照定义却不是人了。
西方文明中，这是无法解决的，是文明的本质属性。
第484章 名实之辨
见下面的人一脸茫然，王宵猎也觉得无奈。这些知识，说起来枯燥，听起来无味。而且对于说的人，这些知识很简单，应该一说就懂。但对于听的人，却晦涩艰深，茫然不知所云。
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喉咙。王宵猎接着道：“有度无界，意思是世界并不是处处相同，而是各处不同的。这些不同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一个不同的事务。为了认识这些事务，说清他们，便就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起了名字，就要定义这些名字。当对名字定义的时候，便就划定了边界。在人的世界里，各个名字都有边界。出了边界，便就不是这个名字的事务了。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并没有边界。一个一个的名字，不过是人为了自己方便定义出来的。由这些名字，结合世界的变化，形成的知识，当然也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我们就是这样用人类形成的名字和知识，一点一点地认识世界，一点一点逼近真实。”
“这样逼近真实，认识到的永远不可能是真实的世界，或多或少总是差一些。真实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世界是怎么变化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称之为道。”
“在有度无界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认识世界？度的不同要牢牢把握，没有边界必须清楚，才能牢牢抓住各个事务的不同。一旦忘记了这一点，对于不同名字的事务，一定要找出个边界来，往往就会陷入混乱。到了最后，连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忘记了。”
“我们是这样认识的。比如说，大地上有两座高起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山。山间低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山谷。山和山谷，看上去非常明显。这座山和那座山，分得非常清楚。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其实很难分清。如果我们在两座山之间划上一条线，线的这边是这座山，线的那边是那座山。哪怕这条线恰好划在两座山的中间，这条界线也是不真实的。如果把划的线拿掉，让一个人去找最低的地方，说那里是两座山的界线。那么这个人要么没有到界线而认为到了，要么过了界线认为还不到，无法找到划的界线。更何况界线是精确的位置，而真实的世界却没有那么精确。我们认识的界线，认为是精确的，其实都是一个或大或小的范围。在界线的边上，只要想，总是能离界线更近一点，最终走到另一边。”
说到这里，王宵猎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说得并不清楚。不过一时之间，也想不到更好的说法。
下面这些人都是读了些书，学问不深，没法讲得过于明白。举的例子只求简单易懂，其实并不是很合适。只能让他们先有了大致概念，以后再慢慢深化。
这些内容不讲不行的。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官府，为什么要招这些官员，为什么这样做事，都要有其根据。如果只是王宵猎脑子一热，就决定这么做了，怎么可能形成一个体系呢。
作为政治组织，必须有自己的哲学。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那就要借用别人的哲学。或者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政治组织要有自己的思想。如果没有思想，也就失去了灵魂。
欧洲的文明，起源于概念，再形成自己的逻辑，从而形成一套思想体系。他们同样发现了概念世界与真实世界的不同，由此形成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划分。只是他们认为理性世界才是真实的，感性世界是不真实的。这与欧洲人的信仰有关，最后可以归结为无所不能的主。
王宵猎是从中国传统思想出发，不认为有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别，只有一个世界。这惟一的世界，就是天道的世界。人生活于真实的世界中，而对世界的认识又不是真实的。我们只能感受道，从侧面了解道，而不能真正的说清楚道。
名实之辨，从两千多年起就是中国思想的重要问题。那个时候，也是大家讲道的时候。老子留下了《道德经》，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个问题在西方，引起重视的时候很晚。与此有些关联的重要人物，如维特根思坦，在欧美也是重要的思想家。不过与中国文明不同，他们是从另外的方面述说。
前世看小视频的时候，有一个学中国哲学的教授，应该挺有名的。他强调中国哲学，讲了一个小故事。一次会议，有二三十个学西方哲学的教授，就他一个是学中国哲学的。学西方哲学的教授们，都瞧不起他。然后他就讲《金刚经》，说：佛说般若密，既非般若密，是名般若密。然后问别人，什么是般若密。二三十个西方哲学教授回答不上来，承认中国哲学厉害。最后他说，中国哲学尊重西方哲应该的，但西方哲学也不要瞧不起中国哲学，没有资格。
三句话其实依然是名实之辨，没有什么稀奇。只是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在各种思想流派中，变幻着各种方式出现。这个小视频说明的问题，在王宵猎看来，不是这个问题多么深奥，而是中国思想在现实中的地位。在中国，开哲学会议，二三十个学西方哲学，只有一个学中国哲学。还是在中国，学西方哲学的瞧不起学中国哲学的。
西方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黑格尔，曾经因为中国语言概念不清，认为是一种低等的语言。有的中国人学了黑格尔，也这么认为。
怎么说呢？王宵猎只能说，在文明的课堂上，如果你只是一个三流学生，就不要装超一流了。
道与名实之辨在一起，会直接动摇欧美文明的根基。不是说欧美文明在欧美那里不对，而是说想把欧美文明，特别是欧美哲学搬到中国来的人，就失去了根本。
原因很简单，欧美人有宗教信仰。到了最后，总有一个惟一的神出来收拾残局。而在中国，没有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有的是道。
这跟惟物主义与惟心主义无关，实际这两者的区别，也跟欧州文明息息相关。而是说对中国文明来说，没有了惟一的神，没有了与惟一的神关联在一起的理性世界，概念串起来的知识就出问题了。
有人说我不相信神。那又怎样呢？如果，那个神出现在你的面前，佛祖出现在你的面前，你还能够坚持吗？中国文明可以坚持。因为中国文明中，有凌驾于漫天神佛之上的道。
经常有人问，如果近代科学出现在中国，还会是历史上的样子吗？肯定不是的。只是会是什么样子，历史上没有发生，不知道罢了。就跟李约瑟之问，为什么工业化没有率先发生在中国？中国人能够怎么回答呢？只能说，我们这些不孝子孙哪。
学西方哲学的人，是学中国哲学的人的二三十倍。这个数据，本身说明了价值取向。从中国政府向美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算起，一百五十年了。一百五十年来，说实话，在哲学上，中国人也并没有学到什么。真正学会的，是回到中国，把中国文明彻底批烂批臭。还学会了一点，事实不重要，我学会的理论才重要。如果事实与我的理论不相符，那就是事实错了。
当量子理论提出，爱因斯坦根本不能相信。当然最后，是爱因斯坦错了。
历史上有很多科学家，包括英国人、德国人，甚至是中国人，最后都相信有上帝。虽然有人是真的信人格的上帝，有的是信非人格化的造物主。为什么？因为这个思想体系，就是从这上面来的。
科学是不是只有一种样子？人类社会是不是只有一种样子？
lt;div style=quot;text-align:center;quot;gt;
lt;scriptgt;read_xia();lt;/scriptgt;